南的很多地方都很发达。广汉、蜀郡、会稽以及犍为属国的朱提县堂狼山 等地，都有兴盛的铜器制作业。广汉、蜀郡的官府作坊仍有一定规模，但是私人作坊所造铜器，数量更多些。朱提堂狼的铜洗，会稽的铜镜，历代出土都很多。此外蜀郡、广汉的漆器，北方各地品种繁多的精美丝织品，都在西汉的基础上继续提高。东汉末年，成都织锦开始发达起来。漆器生产也有发展，出土漆器数量很多。此外，出土的东汉画像砖表明，巴蜀人民此时已经利用火井煮盐。
东汉时期，北方的通都大邑，商业仍然发达。豪强富室操纵了大商业，他们“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他们还大放高利贷，“收税（利息）与封君比入” 。这个时期，“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 ，都卷进了商品流通范围。东汉政府铸币能力不够，五铢钱不能满足市场流通需要，所以缣帛谷物兼具货币职能。这也反映了自然经济成分的增长。官僚贵戚凭借权势，从事西域贸易和国外贸易。窦宪曾寄人钱80万，从西域市得杂罽十余张；又令人载杂彩700匹，白素300匹，以市月氏马、苏合香和毾 。
上述东汉经济情况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经济水平的显著提高，这在农耕、蚕桑、水利、铜铁冶炼、铜器制造等方面都有表现。与此同时，南方人口也大量增加，扬州人口从西汉时的321万增加到东汉时的434万，荆州从374万增加到627万，益州从455万增加到724万 。南方人口增加，除了生产水平提高和北人南移的原因以外，还由于南方各族人民大量成为东汉的编户。史籍表明今云南地区人口增加五倍之多，主要即东汉时“徼外蛮夷内附”的直接结果。丹阳、豫章、长沙、零陵等郡人口增长也非常快，这自然与越人、蛮人成为东汉编户有关。桓帝时抗徐“试守宣城长，悉移深林远蔽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 ，就是一例。南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南方人口的增长，也是南方各民族社会进步的表现。
南方经济的发展，使东汉后期得以屡次调拨荆、扬各郡租米赈济中原灾民。明帝永平年间，东汉王朝发徒2000人，重开今宝鸡与汉中之间的褒斜道，并在沿途修建驿亭和桥阁 ，便利了益州与中原的交通。据《华阳国志》记载，东汉时“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 ，可见益州经济在当时的重要。
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西汉时期导致了豪强势力扩张的结果。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豪强，他靠着自己的地主武装，才得以扩大势力，最后抢得了皇帝的宝座。南阳、河北等地区响应刘秀的人，都是拥有宗族、宾客、子弟的豪强地主。河北的刘植、耿纯以私兵随刘秀，成为东汉开国勋臣，他们在病危时都指定子侄代统营众，不愿放弃私家武装。在农民军所至的地区，豪强地主多聚众自保，待机渔利，如刘秀母舅南阳樊宏作营堑以待刘秀；京兆第五伦聚宗族邻里依险阻固，抗拒赤眉；南阳族姓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 。这些豪强地主都先后归附刘秀，成为刘秀的有力支柱。
那时，也有许多拥有武装的豪强地主，称为兵长、渠帅，雄张乡土，抗拒政令。他们既不愿放弃自己的割据武装，归附刘秀，又无力建号自守，以与东汉统治集团公开抗衡。刘秀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尽量采取安抚的手段对待他们，企图以官爵相诱，不战而使他们降服。建武二年（公元26年），冯异代邓禹取关中，刘秀告诫冯异说：“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他还具体指明：“营堡降者遣其渠帅谒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 冯异如令而行，“威行关中”。
但是在东汉建国以后的十余年中，兵长、渠帅的活动迄未停止。他们散在郡县，威福自行，权势胜过官府，“小民负县官不过身死，负兵家灭门殄世” 。在光武帝的攻击下，这些兵长、渠帅更是“各生狐疑，党辈连接，岁月不解” 。所以，尽管全国统一战争已经完成，地方豪强势力仍然很嚣张，东汉统治很不巩固。
针对这种情况，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他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名为度田。度田的目的，除为了掌握确实的名籍和垦田数目，以增加赋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以控制和解散豪强武装。但是州郡官吏畏惧豪强，不敢对他们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躏农民。光武帝以度田不实的罪名，处死了曾任汝南太守的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以及其他郡守十余人。接着，“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 。显然，这是大姓兵长对度田的抗拒。光武帝发兵威胁他们，把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它郡，赋田授廪，割断他们与乡土的联系。经过这次斗争后，豪强武装转为隐蔽状态，割据形势相对缓和了。度田与按比户口的制度，在形式上也成为东汉的定制 。
度田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豪强势力并没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并仍在继续发展，广大农民生活仍然很痛苦。在这种情形下，光武帝忧心忡忡，甚至不敢贸然举行封禅，他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
明、章、和帝时，社会经济虽然向上发展，但农民弃业流亡，“裸行草食” 的现象依然存在。明、章、和帝不得不屡下诏令，以苑囿地和郡国公田赋予贫民耕种。有时还要给予种粮，蠲免租赋，以缓和农民的不满。
豪强地主势力的基础，是他们的大田庄。光武母家南阳樊氏“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枣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 。田庄除经营丝麻等手工业外，还用自产的木材制作各种器物，“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四川出土的一种画像砖，刻画着地主宅院外面的大片稻田、池塘、山林和盐井；山东滕县出土的画像石，则表现了地主田庄中冶铁的情景。这些资料，除了说明地主田庄经济力量的强大以外，还说明田庄经济达到了很高的自给自足程度。
东汉后期，崔寔著有《四民月令》 一书，是地主经营田庄的家历。从书中所记的种植时令看来，它主要是根据中原地区特别是洛阳一带的田庄情况写成的。《四民月令》的资料，说明地主田庄中种有许多种类的谷物、蔬果、竹木、药材和其他经济作物，饲养各种牲畜，还有养蚕、缫丝、织缣帛麻布、染色、制衣鞋、制药、酿酒、酿醋、作酱等手工业。田庄主为了盘剥农民，在各种产品的收获季节分别收购这些产品，而在农民需要种子、食物、绢布的季节把这些物品卖出去。地主甚至在四五月间天暖时购进农民御寒用的敝絮，十月天寒时卖出，从中取利。这些也就是上述樊氏田庄“闭门成市”的一部分具体内容。
田庄里被剥削的劳动者，是地主的宗族、亲戚和宾客，其中宗族占主要地位。每年腊月，地主选配人力，安排田事，让农民收拾农具，准备春耕。春冻一解，繁忙的农事正式开始，直到隆冬为止。农事稍闲的时候，农民还要为主人修理沟渎，葺治墙屋。田庄主人对依附农民榨取实物地租，这种地租在今存《四民月令》辑本中没有记载，但是按东汉初年马援在苑川役属宾客之例，是地主“与田户中分” 。如果加上劳役部分，则地主对依附农民的剥削率就要更大了。
崔寔在他另一著作《政论》中，叙述了农民沦于依附地位的过程和他们的痛苦生活。他说：“下户踦 ，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 地主为了使依附农民不致逃亡，在一定的时节按不同的亲疏关系“振赡贫乏”，“存问九族”，“讲和好礼”，使残酷的剥削关系蒙上一层宗族“恩纪”的伪装，以便更有力地束缚他们。在东汉时修成的《白虎通》一书中，更从意识形态上规定了宗族统治的秩序。
拥有大田庄的大族地主聚族而居，往往有族墓，重厚葬。族姓源流日益受到士大夫的重视，王符《潜夫论》和应劭《风俗通》都有关于姓氏的专篇。
《四民月令》所描绘的大田庄，在东汉是大量存在的。据仲长统的估计，东汉末年“百夫之豪，州以千计” 。他还说这种“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从这个记载中，还可以看到豪强地主同时也是大商人，他们不但武断乡曲，也控制着城市中的经济生活。
《四民月令》的记载表明，大地主的田庄里，还拥有一支私家武装。每当二三月青黄不接或八九月寒冻将临时，地主就纠集一部分农民，在田庄里“警设守备”，“缮五兵，习战射”，准备镇压可能出现的农民暴动。出土的一些东汉楼阁、院宅模型，有武士持兵守卫，他们显然都是地主的私兵。还有一些东汉农夫俑和持盾武士俑，两者衣着完全一样，都佩带环首大刀，表现了依附农民和私兵身份的一致。
据《四民月令》看来，地主的私兵不是常设的，而是定期召集农民组成的，这与光武帝度田以前地主武装“岁月不解”的情况，自然有所不同。这种私兵是维持本地封建秩序的支柱，是实现国家镇压职能的补充力量 ，这与度田以前地主武装公开割据反抗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是这种私兵在一定条件下又能转化为公开的割据武力，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东汉末年豪强地主武装割据局面的骤现，其根源就在这里。
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东汉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部分不是作为赋税流入国库，而是作为地租为豪强地主所攫取。所以对于东汉王朝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像西汉那样表现为国家的强大和统一的巩固，而是表现为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
西汉后期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交织的历史，使东汉统治者触目惊心。王莽代汉，绿林、赤眉暴动，都是东汉统治者的严重教训，他们力图使这种历史不致重演。同时，东汉统治者面对着豪强地主强大的势力，也力图加以控制，尽可能把它纳入东汉统治的轨道。在这种历史教训和现实要求交相作用之下，光武、明、章等帝都极力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备起来，以此加强统治。
东汉初年，功臣众多，封侯者百余人，明帝时将其中功绩较大的28人画像于云台。列侯封地大者六县，超过汉高祖对功臣侯的封赏。但是在政治上，光武帝则一反汉高祖以功臣任丞相执政的办法，不给功臣实权实职，剥夺他们的兵柄。功臣除了任边将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人，得与公卿参议大政。鉴于王莽代汉，光武帝不让外戚干预政事，不给他们尊贵地位。马援功勋虽大，但以身为外戚，甚至不得列入云台28将数中。明帝令外戚阴、邓等家互相纠察；梁松、窦穆虽尚公主，但是都由于请托郡县、干乱政事而受到屠戮。章帝后兄窦宪以贱价强买明帝女沁水公主园田，章帝甚至切责窦宪，还说“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 对于宗室诸王，光武帝申明旧制“阿附蕃王之法”，不让他们蓄养羽翼。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光武帝命郡县收捕诸王宾客，牵连而死的以千数。明帝兄弟楚王英被告结交方士，作符瑞图谶，楚王被迫自杀。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明帝又穷治楚王之狱，被株连而致死徙的外戚、诸侯、豪强、官吏又以千计，系狱的还有数千人。
在中央政府中，号称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 只是名义上的首脑，实际权力在中朝的尚书台。光武帝曾裁并其他许多中朝官职，所以尚书台更能集中事权。尚书台设千石的尚书令和六百石的尚书仆射，令、仆以下有左右丞，掌“文书期会”等事，有六曹尚书 分掌庶政，每曹有尚书郎若干人。皇帝挑选亲信的大臣“录尚书事”，无异于自己直接指挥尚书台，所以尚书台专权用事，实际上就是专制皇权的加强。宫内许多官员西汉时例由士人充任或者参用士人，这时专由宦官充任，以便皇帝直接掌握。皇权的加强，相权的削弱，在东汉后期王朝衰败的条件下，导致了外戚宦官挟主专权的结果，这是东汉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在地方政权方面，光武帝裁并四百多县，这相当于西汉的县、邑、道、侯国数的1/4 。吏职减去了9/10，边塞的亭候吏卒也陆续罢省了。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减少开支。地方政权中最重要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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