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六国，接着又统一文字，这使文化学术的发展获得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不到十年，秦始皇颁令焚书，禁绝私学，文化学术又受到严重的摧残。以后，项羽入咸阳，焚秦宫室，博士官典藏的图书也荡然无存。
秦朝置博士官，多至70员，诸子百家，包括儒家在内，都可以立为博士。博士掌通古今，备顾问，议礼议政，并教授弟子。焚书坑儒事件发生后，博士、诸生受到打击，官府之学衰微。有些博士后来投奔陈胜，参加了反秦活动。
西汉初年，汉高祖继续实行秦代挟书之律 ，蔑视儒学和儒生。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术源流几乎完全断绝，“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 。博士制度在汉初依然存在，高祖曾以叔孙通为博士，文帝曾以申公、韩婴、公孙臣等人为博士，但是这些博士人数不多，不过具官待问而已，不受当世的重视，在传授文化方面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占据支配地位。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所以它适应农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适合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道家虽有可考的传授源流 ，但是“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 ，学术内容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随时损益，使之切合当时统治者的具体要求。惠帝初年，胶西盖公好黄老言，应齐丞相曹参之聘，仕于齐国，为当时黄老之宗。盖公对曹参“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就是直接陈述了汉初统治者迫切需要的“安集百姓”的办法。所以汉初统治者把黄老之言当作“君人南面之术” 加以利用，而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
西汉初年代表黄老政治思想的著作，是陆贾的《新语》。陆贾针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探讨了“以寡服众，以弱制强”的统治方法，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他说：虞舜之治天下，“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 ，因此治天下必须无为。但是陆贾兼有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 ，他之强调无为，是为了使西汉的专制统治由弱转强，使统治者得以“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同一治而明一统” ，也就是说，有所不为是为了有所为，这是与老子“绝圣弃智”、“剖斗折衡”，追求小国寡民理想大不相同的。系统地阐明道家思想的著作《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是武帝时淮南王刘安集宾客写成的。《淮南子》问世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已不占支配地位了。
在汉初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统治者的无为而治，使农民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生产较易恢复，也使统治秩序渐形巩固。但是到了文景时期，无为而治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商人豪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匈奴对汉无止尽地慢侮侵掠。因此，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了。贾谊提出了变无为为有为的要求，他在《治安策》里说：“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文景时期，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的趋势。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 。故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书》二十余篇，文帝曾使晁错从他受业。博士之数，恢复到了秦时的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诗》、《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就有齐、鲁、韩三家，内容各异；《春秋》博士也有胡母生、董仲舒二家。这种情形，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同年，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的贤良。卫绾没有直接指斥黄老之言，但是好黄老的窦太后（武帝祖母）仍然力加反对，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儒家势力虽然暂时受到打击，可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齐备。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2000年间的正统思想。这种情况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家，在先秦儒家“仁义”学说之外，吸取了阴阳家神化君权的学说，极力鼓吹封禅和改制。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举行封禅大典。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颁令改制，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并采用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代替沿用了百余年的以十月为岁首的秦历。新的儒家也吸取了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力图用刑法来加强统治。所以汉武帝一方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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