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宫人众多，后宫所费与军费略等。他大修洛阳、许昌宫殿，征役急迫，农民脱离土地的现象又严重起来。他在荥阳附近广设猎场，破坏农田；猎场周广千余里，有杀场内兽者处死。这个时期，满朝官吏也都一改曹操时比较清素的风气，竞效侈靡。法律虽经整顿，制定了新律18篇，废除了从两汉因袭而来的大量的旁章科令，但是新律“科网本密” ，统治者又“用法深重” ，百姓手足无措。曹操为了“广耳目”而设立的专以刺举臣属阴私为事的校事官，到文帝、明帝时更为滥虐，校事刘慈数年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 ，其中枉屈的人非常多。这种种情况，不仅加深了社会矛盾，而且也激起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景初三年（239年），明帝死，八岁的曹芳（齐王）继帝位，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曹爽重用少年名士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人，终日浮华交会，清谈玄理，在政治上变易朝典旧章 。司马懿是河内温县的大族，是当时魏国统治集团中最有谋略而又最煊赫的人物。正始十年（249年），他在京城发动政变，一网打尽了曹爽和他的党羽，掌握了魏国的权柄。嘉平三年(251年），太尉王凌（原为车骑将军，镇扬州）以淮南兵反；嘉平六年，李丰、张缉等在京城谋废司马氏；正元二年（255年），镇东将军毌丘俭等以淮南兵反；甘露二年（257年），征东将军诸葛诞又以淮南兵反。这些连续发生的军事反抗和政变，都先后被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等人镇压了。
司马氏统治时期，世家大族势力蒸蒸日上。曹操建立的各种制度虽然依旧实行，但是内容愈来愈起着变化。屯田制早已在破坏中 。按照制度本来不负担徭役的屯田民，也同自耕农民一样，为徭役所苦。有些屯田民不得耕作，游食餬口。屯田土地大量被官吏侵吞，何晏等人当政时，分割洛阳、野王屯田达数百顷之多。司马师还募取屯田民为兵，“坏乱旧法” 。魏国末年，司马氏更把类似屯田民的国家佃客即所谓“租牛客户”赏赐给公卿贵势之门，动辄成百户。屯田官和豪强地主都藏纳逃亡农民，所以到魏末时全国户籍中还只有六十六万多户。
九品中正制在世家大族势力的影响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掌握机柄的中正官位把持在世家大族之手，如晋代的北地泥阳大族傅畅“祖考历代掌州乡之论”，自魏至晋不衰 。通过中正品第入仕的官吏，久而久之也成为世代相承的贵胄，他们的子弟都可以获得较高的品第和官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士人品第自然唯依门第而逐渐远离“唯才是举”的标准。到了晋朝，经中正评定的九品人士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九品中正制就完全转化为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了。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士族，从他们的家世源流看来，绝大多数都是在魏晋时期形成的。
司马昭得到世家大族的拥护，由晋公升为晋王，势力日益扩展。景元四年（263年），魏灭蜀。两年以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终于重演曹丕代汉的“禅让”故事，成为晋朝的开国皇帝。
中平五年（188年），马相、赵祇在绵竹起兵，号黄巾，有众万余人。他们杀刺史，称天子，攻击巴、蜀、犍为三郡。巴郡的板楯蛮也起兵反抗东汉统治，响应绵竹黄巾。但坚持不久，即被官府与豪强武装联合镇压下去了 。就在这一年，汉宗室刘焉出任益州牧，企图割据益州。刘焉利用在蜀郡的南阳、三辅流民数万家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号东州士；命张鲁驻汉中，断绝通长安的斜谷阁道；又杀戮益州一些豪强，以立威名。自此以后，益州地区也和中原一样，地方社会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
益州豪强的势力很大，犍为太守任岐和领有家兵的校尉贾龙，曾联兵反抗过刘焉；后来巴西人赵韪也联络大姓，发动叛乱，反对继刘焉为益州牧的焉子刘璋。许多郡县政权更是在豪强把持中，成都令董和执法较严，当地豪强竟至要求把他调走。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璋邀刘备入蜀，使击保据汉中的张鲁，实际上是想利用刘备以抗拒曹操的进攻。十九年，刘备灭刘璋，自领益州牧。刘备主要依靠随他入蜀的旧属和荆州士人进行统治，同时也尽力笼络刘璋旧部和益州地主，以图缓和紧张局势。由于刘备多方面的活动，巴蜀各地叛乱相继弭平，但是西南各民族地区的豪强，却又接二连三地起兵反蜀。
今川西和云、贵的许多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为“西南夷”，他们主要以农耕为生，也兼营畜牧。西南夷很多部分与汉人杂居，同巴蜀地区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也有一些部分地境偏远，还处在非常闭塞的状态中，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刘备入蜀后，按照诸葛亮所定“西和诸戎，南抚夷越” 的策略，同西南夷和平相处，置庲降都督总摄南中，并用西南夷地区的许多夷汉豪强作本地的守令丞吏。虽然这样，还是有一些豪强不断进行反蜀活动。章武三年(223年)刘备死，蜀国混乱，南中的反蜀活动更形扩大。益州郡（郡治今云南晋宁）豪强雍闿执太守张裔，通过保据岭南一带的士燮求附于吴。雍闿攻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不下，乃派郡人孟获到各地进行煽动。牂柯太守（一作郡丞）朱褒、越巂夷王高定元都起兵响应雍闿。诸葛亮经过一年准备后，于建兴三年出兵平定了越巂的叛乱，渡过泸水（金沙江），进攻永昌。与此同时，蜀将马忠、李恢分别平定了牂柯、益州等郡，李恢并同诸葛亮会师益州。诸葛亮把夷人渠帅徙置成都为官，把南中青羌编为军队，并允许大姓招引夷人作部曲。南中出产的金、银、漆、朱砂和牛马等，也源源运往蜀中，充实了蜀国的军备。建兴十一年（233年）马忠为庲降都督，将治所由牂柯平夷（今贵州仁怀境）南移至建宁味县（今云南曲靖境），加强了对南中的统治。
南中之战是蜀国统治者与益州豪强斗争的继续，也带有民族征服性质。这次战争使西南各族人民受到损害，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西南地区的豪强势力，进一步打破了这个地区的闭塞状态，这对于各族人民的交往和西南夷经济文化的发展，客观上又有积极意义。
诸葛亮（181—234年），琅琊人，汉末随叔父玄流亡荆州，依托刘表。刘备在荆州，与亮相结，以为谋主。诸葛亮除了熟悉汉末各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形势以外，还从流亡生活中理解安定民生的重要性。因此他在蜀国当政时循名责实，持法严谨；注意发展经济，力图造成稳定的统治秩序，缓和社会矛盾。他设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还经常用1200人维护都江堰的水利工程 。左思《蜀都赋》说，成都“家有盐泉之井”；又说“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可见火井煮盐颇为发达 。织锦在蜀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蜀国的一项重要军资 。《蜀都赋》还说成都“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织户之多，可以想见。蜀锦远销魏、吴，是当时丝织物中的上品。据考古发掘，孙吴境内的许多地点，如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和鄂州等地的孙吴墓葬，都有蜀国的铜钱和漆器铜器出土，说明蜀吴由于长期结盟，两国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交换关系。
但是蜀国与魏、吴相比，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还是最弱的国家。蜀国主要的统治区域，实际上不过巴、蜀、汉中。刘备称帝时，蜀所统户20万，口90万；直到蜀国末年，也不过户28万，口94万，战士10.2万，吏4万。蜀国国力之弱，可以概见。
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在“益州疲弊”的情况下，率军进驻汉中，同魏国展开争夺关陇的激战。诸葛亮急于北进，一方面是由于蜀以刘汉正统自居，因而力图用北进来宣扬“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表示同魏国势不两立；另一方面由于蜀国是当时最弱的国家，只有以攻为守，才能图存 。
建兴六年春，蜀军北攻祁山（今甘肃西和境），前军马谡败于街亭，诸葛亮迁居民千余家归汉中。以后三年中他屡次出兵，都由于军粮困难，不支而退。建兴十二年，他率军进驻长安以西百余里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境），病死军中，蜀军撤回。
在蜀魏之战中，诸葛亮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军队训练良好，纪律严明，作战讲究阵法，指挥若定，因而在一些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不过在魏国看来，关陇战场由于地形险阻，易守难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驻有少量军队，由大将镇守，企图以逸待劳，不战而胜。230年（蜀建兴八年，魏太和四年），曹真曾率军攻蜀，数道并发，但仍然不得不半途而返。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攻魏，进至五丈原时，魏明帝仍严令司马懿坚壁拒守，还派辛毗持节节制司马懿，不让他贪功擅进。在这种攻守异势的情形下，蜀军倾力以赴，后备不继，越来越疲弱，而魏国的力量却蒸蒸日上，超过蜀军。蜀军北进不能成功，正是由蜀魏的全部力量对比决定的，诸葛亮的个人才能和他的中道病死，在战争的进展和结局中只起了局部的作用。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董允等执政，因循守成而已。景耀元年（258年）以后，蜀国宦官秉权，政治腐败，力量更趋衰弱。大将军姜维连年北进，与魏军战于陇西，劳而无功。炎兴元年（263年），魏军三路攻蜀。姜维由陇上退守剑阁，抗拒钟会大军。邓艾轻军出阴平（今甘肃文县境）险道，南下江油、绵竹，在这年冬天灭蜀。
东汉后期，农民暴动影响及于江东。黄巾大起义时，荆、扬各地农民更纷纷揭竿而起，围攻郡县，斗争十分激烈 。富春人孙坚曾在本郡镇压农民起义，以后随会稽朱 到中原与黄巾作战；黄巾失败后，他又转战长沙、零陵、桂阳、豫章等郡。董卓之乱时，孙坚参加了讨伐董卓的联军，隶属于袁术。孙坚死（初平二年，191年）后，其子孙策率孙坚旧部曲东渡，削平了江南刘繇、王朗的势力，又并吞了淮南刘勋所获袁术的百工、部曲三万余人，击破刘勋，控制了长江下游豫章以东地区。
建安五年，孙策死，策弟孙权统治江南。赤壁战后，孙权的势力逐步在荆州扩展。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步骘进兵岭南，招附了保据岭南一带达二十余年的士燮兄弟，东南半壁大致都处于孙权的统治之下。建安十六年，孙权由京城（今镇江）徙治建业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破关羽，据有荆州全部。
孙权势力在江南的扩张，遇到了山越人顽强不屈的抵抗。山越人是秦汉时期南方越人的后裔，散布在长江以南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境内。越人居平原地区和交通发达地区的，大致已经开始与汉人融合。住在山区的越人，称为山越，他们依阻山险，不纳租赋，“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 。山越人种植谷物 ，在出铜铁的地方，还能自铸甲兵 。不过《吴志》中山越、山民、山贼诸词往往混用。汉民山居阻险者与越人杂处，实际上已没有民族差别或差别无多。有些随同孙坚父子外出作战的江东人，以及一些割据险阻的甚至于参与过吴魏之间斗争 的山民如吴郡严白虎、丹阳祖郎、费栈等，其族属都难于确认。山越人或山民的渠帅，当以汉人大族为多。孙吴向南方内地发展势力，引起了山越人的疑惧，他们经常发动反抗斗争。山越的反抗不但是吴国统治者严重的后顾之忧，而且也使吴国兵员的补给遇到很大的困难。由于山越的牵制及蜀吴的不和，孙权不得不向曹操、曹丕卑词纳贡，迟迟不敢称帝。
嘉禾三年（234年），吴将诸葛恪率军进攻丹阳山越，经过三年的部署和围困，山越十万人出山投降，其中丁壮四万被补为军队，其余的则成为郡县编户。吴国以山越为兵，见于记载的前后达十余万，为编户的数量更多。山越出山是在吴国统治者的军事压迫下实现的，这对越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山越出山加速了山越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速了平原沃野的开发，使东南地区统一于孙吴政治领域之中，这在客观上又有积极意义。
东汉后期以来，山越人大量出山和北方农民大量南移，为江南经济发展补充了劳动力，提供了技术条件。三国时期，长江沿岸出现了许多屯田区，洲渚的弃地，人烟也逐渐稠密起来。有些地方进行了开湖为田的尝试 。江南经济水平最高的地区，是太湖沿岸和钱塘江以东的所谓三吴。永兴（今浙江萧山境）精耕细作的稻田，一亩可产米三斛 。三吴的丝织业很可观，民间普遍喜爱绫绮之服 ，文人也好以蚕织为诗赋的题材 。三吴出产“八蚕之绵” ，诸暨、永安一带丝质很好，为御丝取给之处 。但是江南的纺织技术不高，织锦仍赖蜀国供给。永安六年（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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