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人的起义，又严重威胁着空虚的建业城。因此孙皓不得不还都建业，上游的守备更松弛了。
天纪三年（279年），晋军五路大举攻吴，蜀中水师由王濬率领，顺流而下，吴军望风而降。天纪四年三月，王濬的水师到达建业，接受了孙皓的降表。从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之乱后出现的分裂割据局面，延续了90年之久，到此又归于统一。
西晋统一以后，全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安定局面。晋统治者为了用蜀、吴地区的人力充实北方，在平蜀之后招募蜀人北来，供给他们两年口粮，免除20年徭役；平吴之后，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可免徭役10年，百工和百姓20年。晋武帝（265—290年在位）屡次责令郡县官劝课农桑，并且严禁私募佃客。中山王司马睦募徙王国内八县“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 作自己的佃客，受到晋武帝的诘责，被贬为县侯。晋武帝的这些措施，客观上起了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太康元年灭吴以后，西晋全国有户245.9万，人口1616万，比魏末三国总数增加了户近100万，人口一倍以上。这些数字虽然不很确切，但是户口大量增加却是很显然的，而这正是社会生产发展和国家力量增强的具体反映。
在魏初起过积极作用的屯田制，由于豪强大族的兼并，由于它本身的军事组织形式不能继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逐渐趋于破坏。晋武帝即位前后，两次下令罢屯田官 ，从此以后，独立于郡县以外而由农官专管的屯田区被取消了。屯田民一部分成为由郡县管理的国家佃客 ，一部分成为私人佃客，还有一部分则成为自耕农民。至于军士屯田的制度，则始终没有废止。
太康元年（280年），西晋颁行户调式。户调式包括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三部分。占田制规定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30亩；此外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25亩。所谓占田，是指农民保有土地数量的一个假定的指标，所谓课田，则是指农民应负担田租的土地数量，这两者多少反映了当时农民占有土地的一般状况，但又同每户农民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无关。户调制规定，丁男之户，每年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或次丁男为户者折半交纳。《晋故事》说：“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 ，据此看来，西晋田租和户调实际上大概都是一户以一丁计，按户征收的。征收租调时，官吏还预先把纳租调户按贫富分为九等，按等定数，而以《晋故事》所述定额为平均指标。这种征收租调的办法，叫做“九品混通”，南北朝的统治者，大都沿用此法。
西晋颁行占田制和户调制，目的在于通过田租、户调的调整，尽可能加强对农民的控制，防止他们继续脱籍逃亡 ，并使已脱籍的人归入户籍，以便国家进行剥削。太康三年，西晋户数上升到377万 ，比两年前初行占田制时增加了130余万，可能就是推行此制的效果。但是西晋时期豪强势力强大，剥削严重，西晋政权既无力严格控制农民的户籍，也无法掌握确实的垦田亩数，因此占田制不可能长期实行，到晋惠帝时，就出现了“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 的严重情况。
西晋的品官占田荫客之制规定：官僚可以按官品高低占有土地从10顷到50顷；占有佃客从1—15户 ；占有衣食客1—3人。此外，他们还可以按官品高低庇荫亲属作自己的依附农民，“多者九族，少者三世”，没有数量限制。这些规定，目的在于保障官僚的特权（特别是以贫穷的族人为荫户的特权）而又限制他们过分强大，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但是这种限制并无成效，因为大官僚早已是奴客众多，园田水碓遍及各地了。
以司马氏为首的西晋统治者，在西晋建立以前已有了十几年顺利发展的历史，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贵族集团。晋武帝依靠这个贵族集团取代了魏室，因此他也就尽可能满足这个集团对财富和权势的要求。国家统一后生产的发展，使这个集团的贪欲越来越大，挥霍也越来越厉害。所以西晋统治集团一开始就异常贪婪、奢侈、腐败、残暴，和汉初、魏初的统治集团有所不同。淮南相刘颂上书给晋武帝，说是“时遇叔世” ；司隶校尉刘毅甚至当面指斥晋武帝，说他还不如东汉桓、灵那样的亡国之君。
西晋大臣几乎都是魏世以来司马氏的元勋及其子弟，他们都是世代王侯，习于骄奢，不以国事为重。太傅何曾和司徒何劭父子，日食之需达一两万钱，石崇靠居官抢劫发财，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事，而在当时的统治者中却不以为非。官僚贵族还竞用极端奢侈的排场彼此炫耀，甚至不惜故意破坏财富，来显示自己的豪华。王恺与石崇斗富，“恺以 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 。王恺以晋武帝所赐高三尺的珊瑚示崇，石崇顺手击碎，取出自己的珊瑚树，高三四尺者有六七株之多。
奢侈贪婪在当时的官僚名士中被认为理所当然，安之若素，只有少数人感到前途危险，表示忧惧不安。傅咸警告晋武帝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又说“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 。王沉作《释时论》 ，指斥士大夫求官买职；成公绥、鲁褒先后作《钱神论》 ，讽刺当政者嗜财如命，货赂公行。这些作品，是当时统治者中难得的一点清醒的声音。
官僚名士无例外地醉心于清谈，力图用玄学理论来辩护自己贪鄙的行为和欲望。还有一部分士大夫甚至堕落到终日醉酒，裸体狂欢的地步。
西晋统治集团的腐朽，引起了激烈的党争，朝廷长期处在争权夺利的倾轧中。晋武帝为了监督异姓功臣和吴蜀地主，曾大封宗室为王，并且允许王国置军，取消州郡武备。他还陆续用诸王统率中央兵马镇守要害，特别是荆、扬和关中，逐渐替换异姓方镇。继立的晋惠帝是个白痴，皇后贾氏为了让自己的家族垄断政权，于元康元年（291年）杀当政的惠帝外祖杨骏，征汝南王亮与卫瓘共同辅政，旋命楚王玮杀亮、瓘，又以专杀之罪杀玮。她以张华、裴頠等居位，而让自己的亲党掌实权。从此以后，诸王为争夺统治权，展开了极其凶残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元康六年，赵王伦被召入京，他掌握了禁军和朝政，于永宁元年（301年）废惠帝自立。同年，齐王冏（镇许昌）、成都王颖（镇邺）、河间王颙（镇长安）等起兵声讨赵王伦。从此方镇军参加内战，战斗规模扩大，战场从洛阳、长安延展到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破坏性大为增加。赵王伦被杀后，惠帝复位。齐王冏、河间王颙、长沙王乂、成都王颖、东海王越等又反复冲突，幽州刺史王浚甚至引乌桓、鲜卑兵参战。乌桓、鲜卑兵先后进入邺和长安，暴掠妇女财货，屠杀人民。其他各军，也无不到处烧杀洗劫，使北方生产受到极大的摧残，人民受到极大的痛苦。在延续达16年之久的内战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贾后被杀，惠帝被毒死，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隐伏着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了。
东汉以来，西、北边陲的许多民族，陆续向内地迁移，在辽西、幽并、关陇等地，同汉族人民犬牙交错地住在一起。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都在向上发展，在汉族的影响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定居的农业生活或半农半牧生活过渡。汉魏统治者为了边防和经济的需要，也常常招引这些民族入塞。这样，北方的民族关系，就日益复杂起来。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南匈奴，东汉末年向今山西北部、中部移动，在那里分成很多部分，与汉人杂居，并逐渐转向农耕生活。匈奴旧日的部落组织还约束着匈奴人，但是匈奴人同时又是汉朝的编户，受汉朝的剥削和压迫。中平五年（188年），匈奴羌渠单于发左部兵帮助东汉攻击幽州鲜卑，匈奴人恐征发不已，右部起而攻杀羌渠单于 。羌渠之子於扶罗虽被亲近推为单于，但不为南庭大众所接受，被迫率领一小股匈奴流亡到平阳及以南等地。於扶罗所部匈奴军，曾在中原参与各派纷争达数年之久。
在北方混战时期，并州匈奴豪右也拥众据土，“张雄跋扈”。避役的汉人，有许多向匈奴部落逃亡。曹操统一中原后，并州刺史梁习召匈奴豪右为官，然后征发匈奴人为义从、兵吏，使随大军出征，再把出征军吏的家属移送邺都，以为士家。对于不愿从命的匈奴人，梁习又兴兵镇压，逼令降服。从此以后，匈奴豪右被控制起来，“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
建安二十年，曹操罢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在今河套区域东至晋西北一带），郡置一县以统旧民，合为新兴郡，设郡治于今山西忻州 。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呼厨泉单于留质邺都，曹操乃分匈奴三万余落为五部，置五部帅，派汉人为五部司马，加以监督。匈奴左部居并州兹氏（今汾阳境），右部居祁（今祁州境），南部居蒲子（今隰县境），北部居新兴（今忻州境），中部居太陵（今文水境）。左部帅刘豹（於扶罗之子）并五部为一，魏末晋初又析为数部。司马氏把匈奴部帅改为都尉，取消了他们的部落特权，加强了对匈奴的控制。除了旧有的几万落匈奴以外，西晋时期塞外匈奴、“杂胡”又源源入塞，前后共达二十余万人。
匈奴贵族汉化较深，他们之中最贵的一姓出于匈奴屠各（休屠各，休屠）种，自称为两汉皇室之后，世代作五部帅和五部都尉。左部都尉刘渊是於扶罗之孙，刘豹之子，他随汉族儒生习经史，西晋时曾作为匈奴侍子住在洛阳，同洛阳官僚有很多往来。惠帝永熙元年（290年），晋以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
羯族在西晋时入塞，其主要部分在上党郡武乡县同汉人杂居。他们原来役属于匈奴，所以被称作“匈奴别部”。羯族高鼻深目多须，拜“胡天” ，有火葬的习俗。他们还保留着部落组织，不过部落比较松弛。上党羯人大部习于农耕，经济生活上同汉人的差别已经基本消失。
鲜卑慕容部原居鲜卑山，后迁居饶乐水（西拉木伦河）。三国时慕容酋长莫护跋曾随司马懿击公孙渊，受魏封号，并徙其部于辽西。晋太康十年（289年），慕容廆率领部落迁居徒河（今辽宁义县），不久又迁到大棘城（今辽宁锦州），从事农桑和畜牧。永嘉以后，北方农民大批流入慕容部中，士大夫来避难的也不少。慕容廆重用士人以建立政治制度，传授经学和文学，同时还设郡以统流民。
鲜卑拓跋部先世居于大兴安岭北部东麓地区 ,同包括99个氏族的36个游牧狩猎部落（后来演变为八个部落）结成部落联盟。酋长推寅的时候，拓跋部南迁于大泽（或即今呼伦湖）。推寅八传至诘汾，又向南移动，经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 ，始到达匈奴故地。魏黄初元年（220年），诘汾子力微继位，他并吞没鹿回部，拥有战士二十多万，势力强大起来。力微三十九年（258年），拓跋部移居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地区。由于曹魏从这里撤销了云中、定襄等郡，所以拓跋部得以顺利发展。力微的儿子沙漠汗曾两次到洛阳访问，在那里一共停留了八年。那时，拓跋部正处在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前夕，保守的部落大人怕沙漠汗回来后变革旧俗，所以在归途中把他杀死了。
以后，拓跋部同汉人的商业往来逐渐增多，许多汉族商人进入拓跋部，甚至洛阳大贾也出现在拓跋酋长周围 。拓跋部吸收了许多匈奴、乌桓、鲜卑慕容部和“杂胡”部落，并州汉人投附拓跋部的也不少 。当北方各族起兵反晋时，拓跋猗卢统一了拓跋部，并先后出兵援助晋并州刺史司马腾以及被匈奴、铁弗和鲜卑白部（慕容部）攻击的继任刺史刘琨。因此西晋封猗卢以晋北五县地为代公，以后又改封代王。猗卢“明刑峻法” ，加强统治权力，使拓跋部向阶级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氐族和羌族，除了大部分还住在今青海、甘肃以外，也有不少人移居关中和益州。有些羌人甚至还远离故土，散处中原。魏晋统治者为了充实关中，屏蔽中原，常常向关中强徙氐、羌及其他少数民族。曹操命张既徙武都氐出居扶风、天水界，一次即达五万余落。陇右、河西的割据者，也常常引氐、羌为援，使氐、羌人民远离故土。西晋时氐、羌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关中人口的一半。仇池（今甘肃成县西）杨氐是氐人中强大的一支，晋元康六年（296年），杨氐建立仇池国，至北魏正始三年（506年）始灭。
东汉时今鄂西、川东的廪君蛮与板楣蛮，到西晋时已逐渐融合 ，称为巴人或 人。汉末一部分巴人北上，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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