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合计，还要多出一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长制、均田制的成效和农业恢复发展的规模。劳动人民创造的农业生产工具特别是整地碎土工具，比过去复杂得多，这些工具都是精耕细作所需要的。西晋时各地的水碾、水硙、水碓，在十六国时期受到严重的破坏后几乎绝迹，到这时又先后在洛阳和其他地方恢复起来。洛阳城南居民用水力进行碾、磨、舂、簸；城西的千金堰，有水碾磨几十具，“计其水利，日益千金” 。精耕细作的农业经验和农业技术也有了提高，农民特别注意耕作的功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所以有“顷不比亩善” 的谚语。气候条件的掌握，土壤的区分，防旱保墒经验的积累，也都有了新的成就。各种作物的栽培技术，积肥、施肥、选种、育种的细致方法，都受到农民的重视。
为了适应趋于繁荣的城市生活的需要，城郊蔬菜、果木以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发达起来。城郊农民所种瓜菜，种类繁多，有车牛的农户自运市场出卖，无车牛的转卖与人，收入比种植谷物要大得多。农民间实行一种带有互助性质的劳动分配办法，例如单夫只妻之家种植红花、兰花、栀子一顷，摘花时日需百人，“每旦当有小儿僮女百十余群自来分摘，正须平量中半分取” 。经济作物的种植，使自耕农民的经济比北魏前期、中期活跃得多。此外，牲畜的品种，牲畜饲养、繁殖和兽医的经验，都比过去丰富，这显然是吸取了鲜卑族畜牧经验和塞外畜群内移的结果。
自从孝文帝放松对伎作户的控制后，民间的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起来。绢布的产量大为增加，绢价从北魏初年每匹千钱降落到二三百钱，府库绢帛之多，达到魏晋以来最高的水平。供城市消费的手工业的种类多起来了，手工业者数量激增。洛阳城郊内外聚居了许许多多的手工业户，按行业分居，例如退酤、治觞二里，就是酿酒业集中的地方。官府手工业也有所发展，管理官府手工业的机构太府，组织庞大，部门非常多。农村也出现了多种手工业，如压油、造纸等，都是就地取料，就地加工。
在今河北、河南等地的北魏后期墓葬中，有许多青瓷器出土，它们的器形和制胎上釉，都与南方青瓷有很大的区别，显然是北方新近发展出来的制瓷业的产品。北方青瓷虽然比南方粗糙，但是它对唐宋时期北方制瓷业的繁盛，具有直接影响。
东魏綦毋怀文集中了北方长期的冶炼经验，以灌钢炼宿铁刀，隋代襄国冶家铸器，还用其遗法 。某些地方已经用煤炼铁 ，这虽然仍和汉代一样只是个别地区的情况，但是煤的继续使用必将促进冶铸业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使交换关系活跃起来。洛阳城内外出现了许多大市场。城南的“四夷馆”附近住有万多户外来人，销售外地运来的或外地人经营的各种商品。江南人在永桥市出售鱼鳖水产，当时有“洛鲤伊鲂，贵于牛羊”之语。本地的手工业产品，多在城西周回八里的市上出售。为了管理市场，设置了罢市鼓。长期以来的实物交易，正在逐渐为货币交易所代替。洛阳富商大贾很多，最著名的是刘宝，他在州郡都会立宅养马，以通行情，各地所卖盐粟货物，价格全都一样。官僚贵族普遍营商，宗室诸王和邢峦、李崇等汉族官僚以及大宦官刘腾等都远近营运，贩肆聚敛。官吏易地调遣也成了营贩的好机会，郑云贿买到安州刺史的职位，立即向熟习安州情况的封回打听行情 。
洛阳是当时北方交换的中心，城内外共有二百多里（坊），居民达十万九千多户。此外，邺和长安也逐渐恢复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北方与南方的贸易增多了，“南货”成为北方畅销的商品。今青海、新疆以及蒙古的各族，也都带着牲畜毛皮以及其他商品来洛阳进行买卖。国外方面，朝鲜半岛、日本、中亚以及更远的许多国家，都同北魏有商业往来，外国人长住洛阳的也不少。《洛阳伽蓝记》说：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这虽然有些过甚其词，但也可窥见对外贸易发达的一斑。今库车、吐鲁番、西宁、太原、陕县、定州等地，先后发现过北魏遗存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也证明北魏同西方存在着发达的贸易关系。
北魏后期，佛教寺院遍布北方各地。迁洛后20余年中，北魏全国寺院增至1.37万余所，洛阳一地即达500所；北魏末年，全国更激增至3万余所，洛阳1300多所。私人建寺之风特别盛行，冯熙一人在各州镇建寺即达72所。齐、周寺院有增无减，北齐超过4万，北周“有盈万数” 。寺院产业很多，是北朝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在北朝是很普遍的事。北魏初年，昙摩蜜多在敦煌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 。北齐末年，寺产扩充特别严重，据说“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倾竭府藏，充佛福田” 。北周时长安中兴寺庄池内外有稻田百顷，还有“梨枣杂果，望若云合” 。北魏末年洛阳的大寺院多拥有富丽堂皇的神殿，曲折幽邃的山林园池，还有高达十余丈至数十丈的浮图（塔），高数十尺、重数万斤的铜佛。有些寺院甚至还拥有武装，用来保护自己的财产。
北朝僧尼最多的时候达到二三百万人。僧尼立为僧籍，由僧官管理，不列入国家户籍，完全脱离了国家的控制。一般说来，僧尼是宗教职业者，是一个寄生阶层，但是在当时的僧尼中间，却又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差别。僧官和上层僧尼是寺院地主，他们凭借寺产，甚至还勾结官府，剥削僧俗群众；而一般僧侣则多从事耕作，被寺院地主“驱役田舍” 。他们大多数是“逃役之流，仆隶之类” ，是寺院中的被剥削者。释道安向周武帝说：沙门“或垦植田圃，与农夫等流，或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 这表明寺院地主役使僧众营田经商，进行封建剥削，同世俗地主并无二致。
寺院地主还可以享有封户，也可以合法地占有依附农民。远在十六国末期，南燕主慕容德曾以泰山郡奉高、山茌二县作释僧朗的封地，使食租税，“领民户” 。北魏献文帝应沙门统（总管僧众之官）昙曜请求，允许僧曹占有僧祇户和佛图户。僧祇户以一部分“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 为之，他们大致是向僧曹缴纳定额地租（称僧祇粟）的依附农民，这种地租同北魏屯田户向国家所纳者数量相等。僧祇户粟原来由僧曹统一管理，不允许直接属于寺院，但是实际上寺院都争占僧祇户。承明元年(476年)寺院逼召凉州军户赵苟子等200家为僧祇户，酿成50多人被迫自杀的惨剧。佛图户以“民犯重罪及官奴”为之，“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 ，他们同样是寺院依附者，只是经济地位比僧祇户还低。
寺院经济中，高利贷也是一个重要部分。僧曹或寺主以原充赈济僧俗饥民之用的僧祇粟或其他财物，作为寺院高利贷本钱，盘剥人民。寺院高利贷“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契券，侵蠹贫下，莫知纪极” 。僧曹还倚官放贷，如东魏济州沙门统道研“资产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 。
由于寺院耗财伤民，也由于寺院成为农民逋逃渊蔽，所以北朝统治者的各种排佛议论和周武帝的毁佛，都具有经济上的目的。
孝文帝的改革，并没有也不可能使阶级关系获得多大的调整。孝文帝一面进行改革，一面还向臣下询问“止盗”的办法，可见农民暴动对北魏统治者仍旧是很大的威胁。孝文帝死后，继起的北魏统治者由于获得财富更为容易，贪欲也就越来越大，这种无止境的贪欲，直接破坏社会生产，使阶级矛盾更为激化。
北魏统治者在洛阳附近和其他地方霸占良田，垄断工商业，还对农民进行高利盘剥。咸阳王元禧有大规模的田产和牧场，并使用奴仆经营盐铁。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北海王元详也是远近营贩。被称为饿彪将军的元晖任吏部尚书，卖宫鬻职都有定价，吏部被人称作“市曹”。河间王元琛同高阳王元雍斗富，奢侈豪华程度超过西晋的石崇、王恺。掌军的武将抄掠农民，还残酷地剥削兵士，兵士在苦役和饥寒疾病中大量地死于沟渎。
无止境的兵役徭役，不断加重的租调，同水旱饥馑一起袭击农村，使均田秩序迅速破坏了。贫苦农民有的逃亡山泽，渔猎为生，有的投靠豪强，重作荫户。寺院大量地隐匿人口，绝户为沙门的到处皆是。掠卖良口为奴婢的事，不再受到法律的制止。无路可走的农民群起暴动，沙门连续起义，沿边氐、羌、蛮、僚等族也吹起了反魏的号角。起义形势激化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黄河以南各地的汉族官吏纷纷投向南朝，鲜卑贵族之间也常发生内战，北魏统治者在政治上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
北方六镇地区的各族人民，首先树起了大规模反魏斗争的义旗。六镇是今河套西北到河北张北县一线的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个军镇 ，原来是北魏抵御柔然、屏蔽平城的军事要地。这一带不设州郡，由军镇直接统治，居民除了相当数量的汉族、鲜卑族府户以外，多是发配来的罪人和被强徙的其他各族人民。他们受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逐步被鲜卑族强制同化。鲜卑镇将驱使各族兵民种田服役，还时常逼迫他们出塞掳掠。这里经济落后，加上连年旱灾，耕地减少，鲜卑镇将独占了仅有的一些沃土，兵民赖以为生的，只有少量的贫瘠荒田。所以当中原阶级矛盾正在激化之时，六镇兵民早已形成了剑拔弩张的形势。
六镇镇将多是鲜卑等族的贵族，一般官吏也多是鲜卑人或中原强宗子弟，他们戍边求勋，本来升迁很快。柔然衰弱和都城南迁后，他们不再受到重视，出路狭窄起来。他们把这种对自己不利的情况，看做是迁都和改革旧俗的结果，因此有些人也对北魏统治者心怀不满。主要由鲜卑人和高车人组成的洛阳禁卫军羽林、虎贲，也曾在神龟二年（519年）进行暴动，打死主张限制鲜卑武人特权的张彝父子，这更助长了六镇一般官吏反对北魏的声势。因此当六镇兵民酝酿起义的时候，六镇一般官吏也怀着自己的目的，掺杂其间。
正光四年（523年），今张北县以北的怀荒镇民乘柔然入塞掳掠的机会，杀掉镇将于景，起兵反魏。接着，今五原西北的沃野镇民匈奴人破六韩拔陵杀镇将起义，附近各镇胡汉人民广泛响应。正光五年，高平镇（治今宁夏固原）兵民起义，推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城民起义，推羌人莫折大提为秦王。大提死，子莫折念生继统其众。这些起义军在关陇地区广泛展开活动，连败魏军。
孝昌元年（525年），破六韩拔陵渡黄河向南进攻，有众二十多万。这支军队由于组织不善，在北魏分化之下丧失了战斗力。北魏害怕他们回镇后重整旗鼓，于是逼迫他们到冀、定、瀛三州（今河北中部）就食，他们就在这一带的人民中点燃了反魏的火炬。同年，流浪在上谷（今河北怀来）的柔玄镇兵杜洛周起义称王，把这一带的汉族和其他各族反魏武装集中起来，占领幽州。流浪在定州的五原降户敕勒人鲜于脩礼，也领着流民起义。不久以后，这支起义军被北魏分化，鲜于脩礼被叛将元洪业杀死。脩礼部将葛荣又杀元洪业，于孝昌二年（526年）称天子，建国曰齐，并率领部众，继续战斗。
杜洛周的队伍向南发展，在武泰元年（528年）被葛荣并吞。葛荣拥有数十万众和河北数州之地，力量强大。他率军继续南进，前锋越过汲郡，指向洛阳。关陇起义军各部也已统一于鲜卑人万俟丑奴（万俟氏原来是役属于匈奴的牧民）之下，力量也很强大。魏军在夹击中望风披靡，节节败退。
这时，被起义军震撼的洛阳朝廷中，发生了胡太后与孝明帝争权的斗争，秀容（今山西忻州境）地方的契胡部落酋长尔朱荣，于528年挟持他所立的孝庄帝入京。契胡部是羯人的一个畜牧部落，这个部落镇压了一部分起义队伍，又陆续吞并了不少六镇流民，收容了一批从起义军分化出来的六镇官吏，力量很强大。尔朱荣在洛阳附近的河阴，溺死胡太后，围杀北魏的王公百官两千多人，史称“河阴之变”。接着，尔朱荣入洛，完全掌握了朝政。葛荣军围攻邺城，尔朱荣从晋阳出兵，攻击葛荣。
葛荣受到河北地主武装的阻截，进展缓慢；又面临新投入战斗的凶悍敌人尔朱荣，没有及时警惕和戒备，在军事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邺城附近一战，尔朱荣击破了葛荣军，把葛荣军强制分迁各地，葛荣本人也被俘杀了。那时在青州的河北流民，已由邢杲领导，进行反魏斗争；葛荣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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