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从刘宋后期开始，不预于士族的寒人，其权势越来越大，成为皇权的得力工具。南朝所谓士庶之庶，就是这种寒人。他们之中有的致位将帅，任专方面；有的作为皇帝的爪牙，出任宗室诸王镇将的典签，实际上掌握州郡和军府的权柄。在中央政权中，寒人充当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参预机密，出纳王命，权势更为显赫。例如宋代的戴法兴当权，民间戏称他为“真天子”；齐代的刘系宗势倾天下，齐武帝说经国有刘系宗足矣；梁代的朱异居权要三十余年，举凡“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 ，权势最盛。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江南人。
在士族势力更为衰落的梁陈之际，一些“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 ，纷纷割据州郡，这表明南方内地寒人地主的势力更进一步发展起来了。史载熊昙朗据豫章，周迪据临川，留异据东阳，陈宝应据晋安，其余寒人地主立砦自保的，遍及今闽、赣、粤、湘、川等省境。陈时南方州郡刺守多为本地地主，他们不但不受陈朝的制约，而且还力图扩大各自的统治范围，经常进行火并。
寒人地主的统治，不论在中央或州郡，仍旧是贪诈勒索，与士族并无二致，因而南朝遍及内地的农民暴动，主要也就是打击他们。但是他们的兴起，说明南方封建经济的发展已不限于三吴一隅而是遍及南方各地，这在南方开发的历史上，又是不容忽视的。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提高。北方农民不断渡江南来，补充了南方不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西晋末年南来的郭文，隐居吴兴大涤山中，区种菽麦为生。这样的区种法，就是南传的一种农业技术。南北农民的结合，北方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同南方水田种植经验的结合，是南方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南方河渠交错，水利灌溉自来比较方便。东晋南朝时期水利事业又有发展。寿春的芍陂，会稽的镜湖，都曾修复使用。曲阿、乌程、句章、乐安以及其他地区，也都修建了一些陂堰，便利了农田灌溉。浙江海塘的修筑，保护了沿海地区农业生产免受海潮的破坏，作用也很显著。南方湖泊很多，决湖泄水，就可以开辟良田。
三吴是南方粮食的主要产区，史载南方“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主要就是指三吴地区而言。隋灭南朝以后，把纵贯南北延伸到余杭的大运河连接起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搜刮江南的粮食和其他财富。在三吴以外的扬州各地，在荆州和益州，土地垦辟也有显著的增加，农桑事业大有发展。
南朝时期，南方各地经济的发展还是很不平衡，许多地区还停留在火耕水耨的阶段。梁元帝在《玄览赋》中说到“家给火耕之田” ，陈霸先被斥为“火耕水耨之夫” ，欧阳 在湘、广地区“务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弥亘原野” 。这些资料，分别反映出荆州、扬州、广州境内的某些地方农业生产仍然是粗放的。南方水稻耕作的特点，南方人口和铁制农具的不足，都是促使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方法保存较久的重要原因。
在孙恩起义以后的一个时期，随着南方农业的发展，南方农民的处境多少改善了一些。但是过了不久，地主和国家对他们的压迫剥削，又不断加重起来。宋代以来，农民“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 。宋孝武帝时，又把调布增为4匹，即16丈。除了租调以外，还有更为繁苛的各种杂税。南朝允许以杂物折租，这可能是任土作赋的便民办法。但是实际行用时，官吏在钱币、布帛、粮米以及其他实物之间任意折换，造成了农民更大的痛苦。征调之时计资分等，又是官吏勒索的机会，桑长一尺，田进一亩，都计在资产之内，甚至连屋上加瓦也要计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不敢种树垦荒，不敢泥补房舍，发展生产的兴趣自然更谈不到了。至于官吏上下其手，把富者税额转嫁贫者，使农民不得不弃业流亡，更是常有的事。
南朝役名非常多，兵役征发完全视统治者需要而定，没有固定的制度。在军情紧急时，统治者强迫人民率户从军，兵士逃亡，全家连坐。有些官吏把战死的兵士列为逃亡，借此“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 。至于长充兵役的营户、军户，更是父兄死、子弟代，没有脱身之日。宋时豫州的军户，甚至“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 。
苛刻的租调兵徭，迫使农民无法生产，他们纷纷逃入私门为奴、客，或者托身寺院作白徒、养女，供僧俗地主奴役。还有一些人则浮海远走闽广，或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企图找到安身之所。这些出路对于农民都是十分悲惨的，但是总还可以使他们暂时获得一线生机。由于这个缘故，南朝频繁的农民暴动没有汇合成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东晋时期，地主占夺土地，数量越来越大。王导所得赐田就有八十多顷；侨居京口的大地主刁氏，百年来占夺的土地竟达万顷之多。史载东晋“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 。到了南朝，这种情形更是有加无已。南朝官僚地主用国家的吏（一种国家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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