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以来，豪强兼并势力发展，割据倾向加强，东汉王朝对于全国的控制力量日益削弱。同时，由于外戚宦官相继专政，党争激烈，选举制度日趋腐败，加以农民暴动纷起，统治集团面临严重危机。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只能用神学说教为东汉统治作无力的粉饰，而丝毫无助于解决这些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在这样情势下，一部分士大夫杂采儒、名、道、法思想，撰论著书，主张重法治，核名实，举贤才，饬吏治，企图消除危机，重新稳定东汉统治。他们的思想，部分地突破了儒家的限制，对于魏晋哲学思想的发展，客观上起着影响。
黄巾起义以后，东汉王朝瓦解，儒家思想因之受到打击，这对于名家、法家、道家思想的传播更为有利。曹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重建统治秩序，他“术兼名法” ，并且提出“惟才是举”的选士标准，起了否定儒家名教的绝对地位的作用。魏文帝时刘劭著《人物志》，以名家、法家立言而杂糅道家思想，并把品鉴人物的一般原则，提升到哲学高度进行探讨，对于魏晋玄学思潮的出现，具有直接影响。建安时仲长统治《述志诗》，有“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 之句。魏初荀粲好道家言，他根据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的话，认为传世的六经不过是“圣人之糠秕” 。这些思想，更为魏晋玄学的先奏。
儒家经学中今古文的斗争，到汉末暂告停息，经学内容也有所刷新。但是表现儒家根本哲学的《易》学，拘执于像数卜筮，支离破碎，义理隐晦，仍然有待变革。因此出现了《易》学的新探讨，也是玄学形成的一个因素。
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年），何晏、王弼等人研究《老》、《庄》学说，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 ，这是魏晋玄学思潮的开端。王弼、何晏等人抛弃了两汉正统思想家的神学外衣，在唯心主义的范围内重新解释天道自然之说，构成了自己的所谓“贵无”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 ，认为“道者无之称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 。这就是说万物的本体是“无”，“无”是神秘的和不具有物质属性的；圣人体法自然，所以应当以“无”为本，应当无为。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了自然和名教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必然结果，应当反映自然。王弼、何晏宣扬所谓“无”或“无为”，并不是主张归真返璞，摈弃名教，背离儒家，而是企图探得儒、道思想适当调和的途径。
王弼用《老》、《庄》解《易》，强调会通其义，抒发己见，要言不烦，比汉儒以象数解《易》前进了一大步 。王弼、何晏和其他的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一种独特方式。玄学家的著作，也多采用问答辩论的文体。
王弼、何晏是魏晋玄学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们出自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企图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这样的玄学家既能辩护士族官僚统治和他们荒淫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对于统治者非常有利，所以玄学在短期间内就蔚然成风。
正始以后，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政治斗争中，何晏等正始名士多被杀戮，王弼也以疠疾夭亡。司马氏以传统儒家的卫护者自居，继续排斥异己。在司马氏的政治压力下，出现了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反名教的玄学家，形成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阮籍“本有济世志” ，嵇康本来也是推崇名教的人。但是司马氏以名教相标榜而大杀异己，蓄意取代曹魏政权，这又激起了他们的疑惧和反感。因此他们相率以庄、老为师，使酒任性，玩世不恭，“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走上了独尚自然，反对名教的道路。嵇康主张“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 ，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 ，指斥“六经未必为太阳 ”；阮籍则主张“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讽刺礼法之士为裤中之虱 。他们的思想具有颓废的倾向，但是却进一步冲击了儒家僵死的教条，揭露了司马氏的虚伪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阮、嵇对于现实政治都表现很谨慎。阮籍“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 ”，得以幸免于屠戮；嵇康平时无“喜愠之色 ”，并提倡“清虚静泰，少私寡欲” ，但是仍然以非毁名教和欲助毌丘俭军事反叛的罪名死于司马氏之手。
西晋时期，统治集团倾轧激烈，社会矛盾尖锐，八王之乱和各族人民起义接踵而起，以后又出现了长期的民族斗争。在这些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名士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阮、嵇思想中颓废的一面，步阮、嵇放诞不羁的后尘 ，长醉不醒，裸体为乐。他们的言行，表现了士族名士的空虚绝望的心情，代表了士族名士最腐朽的思想倾向。
西晋时期，玄学的主要代表是向秀、郭象。向秀作《庄子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 。这是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向秀、郭象注《庄子》，用“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 的方法，发展了王弼、何晏“贵无”的哲学观点。他们认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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