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放弃夺取北京的计划，不久便把英宗送回北京，与明朝议和。明朝政府在于谦等人的策划下，仍然积极布置边防，又把北京的三大营改为“团营”，以便集中操练，提高军士的战斗力。此时，北方的形势才暂时稳定下来。
英宗回北京后不久，又勾结宦官曹吉祥和宦官党羽徐有贞、石亨等人，阴谋复辟。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危，英宗和他的支持者夺取了东华门，重新登上皇帝的宝座。英宗复辟以后，立即派人逮捕于谦，于谦遇害。夺门有功的人俱授封赏。不久，徐有贞与曹石集团发生矛盾被贬。曹石权倾天下，朝野侧目。天顺四年（1460年）英宗在内阁大学士李贤的帮助下，依靠锦衣卫，果断地处置了石亨。次年七月二日，曹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当天即被平定。此事史称“曹石之变”。曹石之变后，人们开始议论于谦的功绩，宪宗即位后正式为于谦平反。从此政局趋向稳定，但在这一系列的动荡后，明朝元气大伤。
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王公、勋戚、宦官所设置的庄田数量之多，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弘治时，京畿的皇庄才有5座，占地1.28万余顷，到了正德即位，1月之间增添了7座，以后增至36座，占地共3.75万余顷 。管理皇庄的宦官军校每处多至三四十人，他们一到庄地，“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之利，靡不刮取。而邻近地土则辗转移筑封堆，包打界至，见亩征银”，不仅庄内的佃户受到沉重的剥削，连皇庄周围的农民也一同受害 。王公、勋戚、宦官掠夺土地更是普遍成风。弘治二年（1489年）统计，顺天府的各项庄田共计332座，占地3.3万余顷，到了正德十六年（1521年），蔓延至北直隶的庄田已达20.09万余顷 。王公勋戚占田采取“请乞”的方式，“名曰请乞，实则强占” 。更严重的是在请得土地之后，又把庄田外围的沃土也一概吞没。如吉王请田3800顷，其侵占“比之原额，已过数倍”。勋戚王源乞地27顷，但吞没民产达1220顷 。在占田的过程中，他们强夺农民的产业，烧毁房屋，铲平坟墓，砍伐树木，逼得很多人逃离家乡 。对于所属的佃户，向其征收每亩五分、七分至二钱的银租，甚至任意进行人身迫害。有的地主乡绅，又把一部分土地投献给勋戚王公，做他们的亲随和庄头，助纣为虐，倚势欺压乡民。皇帝大量设置庄田和王公、勋戚与地主豪绅勾结侵夺民产，已成为明朝中叶北方地区土地兼并的显著的特点。
一般官僚地主豪绅占地的情况也很严重，其中南方的江浙、福建、江西等地最为突出。在江浙，地主豪绅的土地“阡陌连亘”，或“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农民“佃富人田，岁输其租” ，每亩所得不过数斗，而地租却至一石二三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所借贷的利息又有“一倍至五倍者” 。在福建，官绅和住在城市的大地主多占有大量的土地 ，他们与官府狼狈为奸，向农民“多取田租，倍增债息” 。一般农民则有田无几，大部分沦为佃户。在江西，土地的兼并尤为激烈，“豪右”之家多招募流民为雇工和佃户，任意拷打吊杀。小说《醉醒石》说明朝各地的富民，以笔杆功名出身的占十之七，以锄头柄起家的不过十之三。这些以笔杆出身的官绅，居乡横暴、霸占田产及鱼肉人民的事件，史不绝书 。杨士奇的儿子杨稷在乡贪暴生事至数十起，大学士焦芳在乡修建住宅，役使数郡的农民。
官僚地主们不仅抢掠农民的土地，连军卫屯田也成为他们侵占的对象。正统时，凤阳等处的军官占田有多至“千余亩者”，陕西等处的军官占田有多至“三四十顷者” 。成化、弘治间，顺天、保定二府的屯田被侵占了“四万余顷” ，大同、宣化二府的屯田被侵占了“无虑数十万顷” 。军官在各地不仅“广置庄田”、“私役屯军”，而且还“专擅水利”、“侵夺民利” 。在屯田大量被兼并的情况下，军屯制度破坏了，军户也大量逃亡，他们的命运与农民同样的悲惨。
赋税和徭役也加重了。原来北方“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时已全部征收赋税。正统元年（1436年），明朝政府把江南诸省的田赋大部分折征银两，叫做“金花银”，规定米麦每石折价二钱五分。成化时又增为一两，这就使农民的负担比以前增加了三倍。
政府的“官田”一向租给农民耕种，但是江南某些地区的官田赋税很重。一般也有三五斗，有时，农民打七斗粮，要向政府缴纳六斗赋税，打一石粮，要向政府缴纳八斗赋税，无法生活，只得把“官田民卖”。地主富豪乘机图利，于是又出现了“买产而不过割”和“产去税存”的现象 。明朝人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 的歌谣，深刻反映了当时农民的处境。此外，农民在徭役方面所受的剥削，也更加苦不堪言。里甲、均徭和各种杂泛差役，名目日益繁多。官吏任意加派，豪强势家贿赂官府营私舞弊，并以“诡寄”、“飞洒”种种手法隐瞒丁口，躲避赋税，一切役作皆放富差贫。成化时，给事中丘弘即指出徭役之害是：“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甚至一家当三五役，一户遍三四处。” 正德以后，明朝政府又把各项力差，相继改为银差，银差之外，又征力差，千方百计加重农民的负担。
明朝初年，全国土地的数额有850万顷，到了天顺七年（1463年）就只剩下429万余顷，弘治十五年（1502年）实额才422万余顷，比明初已减少了一半。明朝初年，全国户口数额有1600万户，永乐间增至2000万户，到了弘治四年（1491年）只剩下900余万户，尚不足永乐时的半数。这说明地主隐瞒土地的数量日益加多，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辗转流亡的数量已经十分惊人了。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供税不足，则鬻男卖女。但更多的农民结队流亡，宣德时，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流民，正统时，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人不下10余万户，天顺成化间，流民的数量几至100万、200万户。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所抛荒的土地“少者千百余亩，多者一二万顷” 。流亡的农民扶老携幼，露宿荒野，采野菜，吃树皮，妻啼子号，辗转千百里，历尽了千辛万苦。这些流民除去有极少一部分人进入城市或到海外谋生之外，大部分仍然沦为地主的雇工、佃户和奴婢。还有一些人，进入山区，从事垦佃或开矿，过着“食地利而不输租赋”的自耕自食的生活。
明朝政府通过里甲、关津、禁山等措施防止农民的流徙，有时甚至展开残酷的镇压。然而在流民的队伍里，藏有武器，有秘密结社的组织，也有自己的领导人，于是流亡的斗争形式便发展为武装的起义。
明朝中叶，在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多次的农民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三次是正统时赣浙闽山区的农民起义，成化时郧阳山区的农民起义和正德时从河北平原发动的农民起义。
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一向是南方土地兼并最激烈的地方，许多农民流亡到山区耕种或采矿为生。正统时，福建布政使宋彰禁止流民入山私开银矿，并多次派巡卒入山镇压。正统十二年（1447年），闽浙山区的流民在叶宗留的领导下于浙江庆元、福建政和等地举行起义。这支农民军从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地区转战各地，声势日强。
正统十三年（1448年），福建沙县佃农邓茂七，号召当地佃农不要向地主送租，而要地主亲自来佃农家取租；并不许地主再向佃农勒索“冬牲”等物。地主告知官府，官府派兵前来逮捕，茂七杀地主和官兵揭竿而起，称“铲平王” 。这支起义军不久就攻占了沙县、尤县，进攻延平，并提出了“进京诛王振”的口号。他们与叶宗留的军队彼此呼应，屡败明军。在叶宗留军的掩护下，邓茂七又连续攻下福建二十余州县，设官建政。
正统十四年（1449年），邓茂七、叶宗留两人都先后战死，他们的部众仍坚持顽抗，直到景泰二年（1451年），叶宗留的部下陶得二还继续在山区进行斗争 。
在福建、浙江等地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不到20年，郧阳地区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起义。郧阳地处河南、陕西、四川、湖广4省交界之处，是一个未开垦的山区。长期以来，许多农民流亡在这里垦荒、采矿为生，聚集的流民达150万以上 。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刘通（刘千斤）、石龙（石和尚）等人，因为反对禁山，领导流民4万余人在房县海溪寺起义 。成化二年（1466年），农民军从房县转战四川大昌、巫山等地，受到明军的围攻而失败。成化六年（1470年），流民又在刘通部下李原的领导下，再度起来反抗。起义军迅速地控制了整个荆襄地区，起义群众达百余万人，许多人没有武器，只凭赤手空拳。明政府调动25万军队，并携有大量的攻山火炮，对起义军节节追逼。李原等终因山洪暴发兵败被俘，后送北京处死。在镇压郧阳起义的过程中，明朝政府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大肆杀戮，还把一部分流民迁往贵州充军，但许多农民仍然不愿出山。最后明朝政府不得不开设郧阳府并竹溪等七县，允许农民附籍耕种。经过农民的开发，郧阳地区有无数的荒地变为良田沃土。据不完全统计，仅成化十三年（1477年）即垦田达一万四千三百余顷 。
郧阳农民起义以后，又爆发了福建佃农丘隆领导的起义和广西大藤峡瑶、壮的起义。到了正德时期，四川、湖广、江西、福建以至河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农民起义，其中较大的是刘六（宠）、刘七（宸）的起义。
刘六、刘七的起义爆发于北京附近的霸州。霸州庄田交错，军屯密布，贫苦的农民和屯军在勋戚、宦官，管庄军校的剥削和政府的养马差役的压榨下，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很多失掉土地的农民经常在平原上骑马出没，劫富济贫，明朝统治阶级诬称他们为“响马盗”。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以刘六、刘七为首等34人，在霸州号召起义，不出几月，农民军发展到10余万。起义者主要是流民、饥民、养马户和屯军，也有个别知识分子如文安县的生员赵鐩等。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刘六、刘七领导，另一支由赵鐩、刘惠领导，他们以流动作战的方式，转战于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八省地区，与江西、四川的起义势相连结。《明实录》记载农民军在北方“所过乡落，莫不椎牛供具，甚至为之持门屏以摭矢石，为乡导以攻州县”，又记载“凡过之处，则乐于供给”，甚至“弃家从乱者比比而是” 。农民军所过之处，对地主豪绅予以很大的打击。过泌阳时，即火焚焦芳的庄宅，把焦芳的衣冠放置树上，砍之以解恨 。正德六年（1511年），农民军又先后四次进逼北京。为了打退农民军的进攻，明武宗不仅调集了京营的军队，而且把延绥宣大的边兵也调来北京。北京解围以后，明朝政府又在各地对农民军进行堵击追剿，刘六、刘七先后战死，农民军终于失败了。
明中叶的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使得明朝政府在世宗嘉靖初年不得不在政治上做一些适当的改革，先后实行了减轻租银、整顿赋役以及抑制宦官、裁撤锦衣卫校尉等等措施。更重要的是勘查了皇庄和勋戚庄田，把一部分土地退还农民。但是到了嘉靖中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政治日益腐化，这些点滴的改革又都成为泡影了。
嘉靖时，宦官的势力受到排斥，“阁权始专”，形成了长期的门户之争。内阁大学士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区别，首辅位极人臣，一切朝政都归其调度。为了争夺首辅的权位，大学士联朋结党，攀引门生，互相倾轧排挤，采用各种权术打击竞争的对方。张璁、夏言、严嵩、徐阶等人的出任首辅都是通过这些手段取得的。
在内阁达21年的严嵩，以谄媚取得世宗的信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严嵩借收复河套为名，陷害首辅夏言，取代了夏言的地位。严嵩“子为侍郎，孙为锦衣中书，宾客满朝班，姻亲尽朱紫”，又“募朝士为干儿义子至三十余辈” 。当时一般士大夫大都“辐辏附嵩”，“天下藩臬诸司岁时问遗动以千计” 。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劾嵩十大奸恶，为嵩所害。大学士徐阶的同乡董传策、门生张翀等也上疏劾嵩奸恶，御史邹应龙、林润更以劾嵩子严世蕃得到徐阶的支持。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父子事败，徐阶即代严嵩出任内阁的首辅。
在严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