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纸匠、粘补打杂匠人等分工。雇工与坊主的关系是“按日按工给发”货币工资的雇佣关系，一般每人每日的工银是2分4厘，刷纸600张为一工，如果有力多作，按件计算，可增至4分5厘 。这些雇工是短工，与主人“平等相称”，“并无主仆名分”，如不积欠工银，也可以辞工不做。这已经是城市中比较典型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了。
但是就在这些手工工场之中，雇佣工人也还没有完全摆脱政府的控制和行会的束缚，根据当时染纸作坊的行会章程可看出：第一，坊内设有监督工人的把头匠作。第二，由官府和作坊主共同议定工价，纸工不得随意叫歇加增，如欲加增，照把持行市、以贱为贵律杖80。第三，清朝政府设“坊甲”稽查各坊，弹压纸工，禁纸工不得夜出，违者也重杖递籍。第四，除去雇佣关系外，作坊内还有收学徒的制度，除去货币关系外，坊主还负担纸工的饭食，并有茶点银。
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苏州、杭州、松江等地的织工、踹工、纸工、染工、香工、金箔工、景德镇的窑工、广州的织工和北京的香工，为了摆脱作坊主和政府的束缚，曾经分别起来向作坊主进行了齐行叫歇的斗争。康熙时，仅苏州一地的踹工，先后四次组织了“盈万成千”的工人，向作坊主要求增加工资，并要成立自己的行会——踹匠会馆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南翔镇的踹工也在各地散发传单，纠众停工。紧接着苏州等地的织工也都相应而起。在从前，一般是“铺匠相安”，或是偶生纠葛，而现在则“流棍之令一出，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变乱之势，比诸昔年尤盛” 。正因为齐行叫歇完全代表了手工业工人的利益，所以要钱捐钱，要力出力，“财诚易敛”，“众更可凭”。这使得清朝政府和各地的作坊主都十分震恐，他们联合起来，千方百计以加强对雇工的镇压。这说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行会内部劳资双方的冲突比过去更加激化了。
雍正以后，广州的丝织业、打石业，佛山的绫帽业中，都出现了东家行和西家行两个行会。西家行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每遇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之时，即由西家行的“先生”出面向东家交涉，东家因为怕机工歇工不得不作一些让步 。这显然是当时工人叫歇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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