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19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
五口成为“条约口岸”，中国门户洞开，西方资产阶级急欲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鸦片战争后的几年中，进口货数量一度猛增。1843年，英国输华棉纱数量（621万磅）加倍于战前。1845年，英国输华棉布数量（1.12亿码）达到战前的5倍。英国棉织品输华总值从战前每年70万英镑左右递增为1845年的170多万英镑。清朝对洋货所抽的进口税很低（约5%），但外商还要走私逃避。厦门在1845年以后成为著名的走私口岸。广州关税在19世纪40年代后叶，逐年减少。宁波在1850年，进口货至少有一半是走私的。
口岸附近地区也出现中国走私商人和走私路线。由于上海洋布充斥，一条逃避内关（杭州北新关）的走私路线，就从上海开辟，经过苏州、嘉兴至澉浦，再行船运至余姚转宁波，分销浙、闽各地。1845年经过这条路线走私的洋布达20万匹 。
洋布大量人口，首先打击了口岸附近地区的手工纺织业。40年代中叶，上海附近的松江、太仓等地，手工纺织业开始衰退。根据1845年闽海关报告，由于洋布、洋棉充积，江浙棉布在闽南“不复畅销”，而漳州、同安一带原销台湾、江浙以至东北的土布也“壅滞不能出口”。
洋货入口，虽然使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和农村副业以及商品经济都受到打击。但各地区的自然经济，依然起着顽强的抵抗作用。英国资产阶级曾经幻想短期内把中国变为无限制的市场，但涌入中国的货物大半仍被积压着。1846年以后，洋纱、洋布进口数量显著下降，到50年代才又回升。在鸦片以外的普通商品贸易方面，进出口值的顺差，仍是在中国方面。五口开放后的十几年中，侵略者仍然以鸦片走私为主要掠夺手段。鸦片进口量从40年代中叶的每年四万多箱 达到50年代的年约七万箱。十余年中，进口鸦片总数达七八十万箱，合三四亿银元。香港成为囤积鸦片和走私的中心。
中国茶、丝出口量几乎是直线地增长。茶叶在30年代每年出口量为5000万磅强，五口开放后，1843年增为7000万磅，1851年将及1亿磅，即加倍于战前。丝在战前每年出口约1.2万包，40年代后叶每年约2万包，1852年达3.2万包，1853年6.4万包，即战前的5倍。茶、丝生产也相应地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没有可靠的基础，因为贸易受外商的操纵，茶、丝商人的资本逐渐变成洋行的附属品，有些商人服务或依附于外国洋行，转化为买办商人。贸易价格受控制的结果，使直接生产者受到更大的剥削。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年，白银继续外流，1850年以后，银价每两竟涨至制钱两千余文。
中国社会经济呈现变化的同时，侵略势力和人民的矛盾也在加深。五口成为侵略据点，外国军舰经常出入停泊，水手暴徒麕集，抢掠行凶事件随时发生。和鸦片走私同时，还有人口掠卖。五口开放之后不久，英、美、法、西、葡等国侵略者在厦门、汕头、广州、澳门各地，用欺骗、威胁，甚至绑架手段，掠夺劳动者（即所谓苦力）到南北美洲、西印度群岛、非洲等处做苦工。厦门的德记洋行（Tait & co.）就是一身兼任西、葡、荷三国领事的英国人德滴（J. Tait）开设的卖人行 ，另有合记洋行（Syme, Muir & co.），它的股东中有美国驻厦门领事。运走的华工在途中往往死亡过半，即使抵达国外也只能过着牛马一般的奴隶生活。这些外国人口贩子的不法行为都受着治外法权和侵略武装的庇护。
侵略者肆无忌惮地破坏中国主权。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 Balfour）和苏松太道员宫慕久议定，将黄浦江边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和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以南的一块地划为英国人租借居留地，称为《上海地皮章程》。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占有“租界”的开端。1848年，美国人占据另一块地为居留地，后来和英“租界”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1849年法国也夺取了一块“法租界”。这些侵略者在1854年7月，乘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时机，擅自制定“管理章程”，在这些“租界”中成立行政、税收、警察和司法机构，以所谓“工部局”为中心建立殖民统治。香港被英国侵占后，迅速地殖民地化，并且成为走私的中心。葡萄牙在1849年迫使中国海关从澳门撤出，强迫中国居民向其交税，企图霸占澳门。这样，中国沿海一批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城市出现了。
广州地区人民从1841年夏间三元里抗敌斗争之后，就在市郊西北各乡设立升平社学作为抗敌的中心。广州东北各乡的东平和城南各乡的隆平、南平等社学也相继成立。参加社学的人数达十几万人，其中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另外还有城乡手工业者和店员等，一些爱国士绅在社学中起了领导组织的作用。
社学声势浩大，1842年底，英国水手行凶后逃入洋馆，广州数万群众围烧洋馆，官府企图阻止无效。1844年，英国企图在广州河南强划租界，经四十八乡三千余人抗议示威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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