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爵之说的怀疑。比如，按照常理，级别越高，人数也就越少，比如一家公司，总经理只有一个，副总经理可能有两三个，部门经理可能有二十个，小组长可能有一百个，但我们很难想像某家公司里部门经理只有五六个，而副总经理倒有好几十。同样道理，依照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序列，公爵如果有五个，那么从侯爵到男爵应该人数越来越多才对，但《春秋》一经三传所展示给我们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列国爵姓表"来看，侯爵和伯爵为数很多，子爵和男爵反在少数，尤其是最末等的男爵，仅有三例而已，而最高等级的公爵虽然也只有五例，却生出了另外的疑惑。
种种疑惑直至近代才由傅斯年第一次系统论之，他在《论所谓五等爵》一文中颠覆旧说，认为五等爵之论只是后人附会罢了，并非周人真有其制。
傅老师先从五等爵的字义入手，说"公"原本和"君"、"兄"都是一回事，由"公"孳生出"公子"一词，但没听说还有"伯子"和"侯子"。"公"是一个很宽泛的称谓，并非爵号，凡是拥有封地的人都可以称"公"。
至于"侯"，是从"射侯"而来的，本义是指箭靶子，有用布做的，也有用皮革做的。箭术是古人最重要的一门武功，王室委任一些武林高手在中央直辖区之外负起守土御乱的职责，是为"侯"。
"伯"，原指家长，而在当时的宗法社会里，一家之长往往也就是一国之长。"伯"字也是一个泛称，并非爵位之一种。
"子"的本义是儿子，一般情况下是指诸侯之子，尤其是得到分封的诸侯庶子--大宗称伯，小宗称子，伯和子正是相对而言的。
"男"是附庸之号。所谓附庸，按照《孟子》和《礼记·王制》的说法，诸侯国大小不同，分为若干级别，都有定期朝见周天子的义务，但有一些地盘实在太小的，就没必要参加朝会了，作邻近某大国的附属国即可，是谓附庸。（Ⅰ）
公、伯、子、男本来都是家族中的称呼，并非爵位，而侯则是武士之意。男相对于侯有着隶属关系，子相对于伯有着庶长之别。当时，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不是同姓亲属就是异姓姻亲，家族伦理也就是政治伦理，家族称谓也就是政治称谓，换句话说也就是：等级是起源于血缘关系的。而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宗法制度早已解纽，诸侯国变成了军国，时人不明古制，遂有周王室班爵禄之说。（Ⅱ）
在傅斯年的说法里，"侯"显然是最有"封建"色彩的一种身份。周初的"封建"曾有学者认为其性质是武装殖民，如果此说成立的话，和傅斯年对"侯"的描述却有一些差异了。幸好还有另外的说法，比如朱凤瀚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里考察"封建"之本义，认为殖民的说法是不严密的--因为殖民是指从母国向被征服的地区移民，主要目的是搞经济掠夺，但周初的封建显然殖民色彩较少而藩屏意味更重，其主要考虑并非经济上的，而是政治和军事上的，许多被分封出去的诸侯国与其说是新征服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如说是军事据点更恰当一些。"……以此很少的人数迁至封国，担负上述艰巨的军事义务，则此少数周人中的男子自然应多是武士。"--朱老师这里虽然并没有论及五等爵，但这个说法显然是支持傅斯年对"侯"的描述的。而朱老师对"伯"也有一笔，说西周"当时地方官吏通称伯"。（Ⅲ）
郭沫若也是怀疑五等爵的，前文提到他的《金文所无考》，说他归纳了一些古文献中常见而金文中却绝无发现的内容，举其大者列了八项。这八项中前文介绍过的"四时"是其中之一，而"五等爵"也是名列其中的。
（Ⅰ）《孟子·万章下》：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礼记·王制》：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Ⅱ）详见：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2－45页。
（Ⅲ）详见：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二章第二节。
郭沫若从青铜器铭文推断出了三点：一，诸侯经常称王；二，公、侯、伯、子无定称；三，"男"之称非常罕见。其中第一点郭老师还提出了王国维早先提出过同样的观点，说早先名份上的讲究并不太严格，诸侯在自己的封国里有着称王的习俗，即如徐、楚、吴、越称王也只是沿袭周初旧习罢了，不能全当僭越来看。（Ⅰ）
当然，这种种质疑之说并未被完全采信，依然有人力证五等爵之说。比如瞿同祖"从《左传》中摘录所有关于诸侯爵位的称谓，按等级分类。结果证明在春秋确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并且爵位固定。只有在升黜时，才有改变"。（Ⅱ）
王玉哲是认可瞿同祖之论的，他继续考证说：周代的爵位制度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在商代就已经有了侯、甸、男等封爵，周初大概就继承了下来。在西周的时候，爵位有侯、甸、男、采、卫等等，到春秋时代才是公、侯、伯、子、男。而与爵位制度密切相关的是一种被称为"服制"的东西，古人有"五服"和"九服"两说。这个"五服"和表示亲属关系的"五服"可不是一回事，而是对地理行政区域的划分。王老师说："五服"和"九服"恐怕都说的不对，实际可能只有二服，即内服和外服。
内服和外服，这两个词现在只被用在药品的说明书上，这里的"服"字原是"服役"之意，而在周初，内服即"甸服"，是指王畿（围绕周王室的中央直辖区大约方圆千里之地）之内距王都较近的诸侯国，是给周王室供应祭祀和食用的粮食的，比如晋国、郑国、虢国，都是甸服；外服即"侯服"，是指王畿之外分封的侯、伯等等诸侯，比如齐国和鲁国。"'甸服'在王畿或近于王畿，王朝所赖以食者，而'侯服'在畿外，为王朝所封，用以藩屏周室。《国语·周语上》谓：'邦内甸服，邦外侯服。'这与我们上面所说的西周二服制是一致的。服制是诸侯为周室服务的方式和内容的不同规定，而不是地位等第之差异。在西周分封制度中，大概以侯的地位为最高。"（Ⅲ）
从王老师的话里我们得知：鲁国的国君即便具体爵位暂且不论，但鲁国确是属于外服（侯服）的，其建国的主要目的是要藩屏周室。--虽然王玉哲在对五等爵的看法上和傅斯年相左，但他对"侯"的考证却大有和后者的相通之处。而内、外服之制度早见于《尚书·酒诰》，其中描述的商代情形大体也是这样（Ⅳ），这使我们由此而可以向前再追溯一步。
另外，童书业对五等爵做过的一个归纳也很值得我们参考：
公：周王室王畿之内的诸侯有周公、召公，周室尊亲及与周天子关系比较密切的也称"公"，比如虢公、虞公。宋国是殷商之后，是客人的身份，所以也称"公"。
侯：较大的诸侯国都称"侯"，比如齐、鲁、卫、陈、蔡、晋。
伯：王畿内外小国之君有称"伯"的，比如郑伯。
（Ⅰ）详见：郭沫若《金文所无考》（《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第430－433页。
（Ⅱ）详见：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第二章"封建社会的完成"，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4－59页（转引自：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86页。）
（Ⅲ）详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585－589页。
（Ⅳ）《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子：蛮夷之君皆称"子"。
男：是华夏小国诸侯之称，与"子"相近。
童书业进一步考证，认为所谓五等爵实际只是"侯、甸、男"三等爵，和殷商的制度是一样的，其中的"甸"也就是"伯"。"侯"大约就是最大的诸侯，"伯（甸）"次之，"男"最小。而"公"是一种尊称，并非爵位，诸侯在自己的国内也都称"公"的；"子"是"不成君"之称，所以称"子"的尽是蛮夷戎狄的领导人，而"子"的地位和"男"差不多，所以孟子才说"子"和"男"在同一个等级上。（Ⅰ）
诸家研究虽然各有说法，有同有异，但大多总要承认春秋时代之爵称是很混乱的，称"侯"的也常称"伯"、称"子"称"伯"的还有自称"伯男"之例，如果再联系到孔子微言大义的褒贬，那就越发复杂无比了。
而公羊家还有另外的解释，比如董仲舒从《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发挥说：周代的爵位有五等，《春秋》的爵位分三等：伯、子、男合为一个等级（Ⅱ）。孔广森也说爵分三等，但西周时是公为一等，然后是侯爵和伯爵为一等，第三等是子爵和男爵，到春秋时有了变化，伯爵和子、男同为一等了。（Ⅲ）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如果对头衔的说法不一，我们就很难迅速判定孔子的微言大义到底何在了。还是先回到鲁隐公这里吧，按照传统五等爵的说法，他应该是侯爵，但在鲁国国内大家都尊称他为"公"--"公"既是尊称又是泛称。据杨宽考证，这一类的称公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刘时代。公刘之"公"，既有人说是爵位，也有人说是称号，当以称号为确。从公刘之后，周人的领导者有公非、公叔祖类、公亶父，都是"公"字打头。另一方面，周族创建国家始于公刘时代，两相联系之下，"公刘之称'公'，该是当时周族人对国君的尊称"。（Ⅳ）这种称谓方式自然而然的延续，或许正可以解释鲁隐公等诸侯国君于国内称公的现象。
大致可以确定的是，爵位是和分封挂钩的，而分封是和封建制度挂钩的，所以，要搞清楚五等爵问题，最好先搞清分封和封建。
"封"字早在甲骨文里就已经有了，像草木之形，金文也有写作像双手植树的样子，意为树林为界。而"封"与"邦"本是一字之分化（Ⅴ）。从这里来看，国家原本就是一种划地盘的行为，如果再作追溯的话，这种领域行为动物也有--最常见的就是狗在树底下撒尿，用自己的味道和自然标志物（树或者电线杆）来划定自己的地盘。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从甲骨卜辞考证，认为封建制度从殷商的武丁时代就已经有了，而斯维至追溯到更早，"由于胡先生的文章是只以甲骨卜辞所见的情形为根据的，所以他很审慎地从武丁说起。
（Ⅰ）详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148－151页。
（Ⅱ）[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春秋》郑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何以为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
（Ⅲ）[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公于上等，伯爵为中等，子、男于下等。
（Ⅳ）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3页。
（Ⅴ）斯维至：《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版），第76页。
但是解放后我们已发现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的地下遗址和器物，可以充分证明至少成汤灭夏以后已经建立国家，因此我们不妨推断封建制度开始于成汤灭夏以后。"（Ⅰ）
当然，从"建立国家"到"封建制度"，这一推断似乎显得步子稍大。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据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分封"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四年》，而且不是两个字连在一起，而是分开来用的，语法都是：分某人以……，封于某地。分人分物封土地，也即"授民授疆土"。
图－大克鼎铭文
大克鼎是西周晚期彝器，铭文记载周天子册命膳夫克，说是赐给他某地某地的田，还连同田里耕作的人，还赐给他史小臣和乐官，还有井邑之人（这是只赐井邑之人却不赐井邑之地），让膳夫克把井邑之人迁到量地去。是为"授民授疆土"之一例。（Ⅱ）
"封建"一词源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是说"用封的办法把土地和民众授予同姓兄弟建立国家，目的是像藩篱那样保卫周王室。……'分封'与 '封建'的意思完全一致。" （Ⅲ）
李雪山也说，"封"（丰）字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是植树以标明疆界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出殷商时代的封疆之法就是植树造林，这一招后来也被周人学去了。《论语·八佾》有句很难解释的"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夏人植树封疆种的是松树，殷商用柏树，周人用栗树。（这种解释比较特别。）
截至到这里，诸家并没有多大的异说，但论到殷商爵称，分歧就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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