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才是《左传》严格意义上解经的开始，而前文孟子、声子、仲子那些内容则是"先经以始事"（杜预语），把一段经文叙事中的前因给说上两句。
在经学史上，为《左传》作疏通整理工作的，刘歆可能是第一人。刘歆的时代正是公羊学大兴的时代，刘歆虽然力挺《左传》，但学风毕竟也受到了公羊学风的影响，在《左传》里发掘圣人的微言大义。学者们普遍认为，刘歆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时人普遍都把《公羊传》、《榖梁传》当作经学，认为这两部书是真正的《春秋》的教辅，而《左传》不过是一部独立成章的史书罢了。尽管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左传》的史料价值远远大于另外两传，但在当时，如果《左传》不被凿实为和《公》、《榖》一样也是《春秋》的教辅，肯定是不会获得官学经典的地位的。
于是，刘歆治《左传》，也像公羊家一样，就以这句"不书即位"来看，他就从中发掘出了"不书"和"不称"的所谓"义例"--也就是说，凡是《左传》记载"不书"，都代表着圣人的什么什么意思，凡是"不称"，又代表着圣人的什么什么意思。但如果我们单纯从文法和字义来看，还真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
的确，在一些经师（如服虔、贾逵）那里，"不书"意味着这样一层涵义：原版的鲁史《春秋》在这里其实是记载了鲁隐公的即位的，孔圣人在"修"《春秋》的时候出于某种深刻的考虑，把即位的文字给删掉了。
反方意见肯定也是坚强地存在着的，杜预和孔颖达就说：隐公是摄政，根本就没行即位典礼，既无即位之事，当时的史官自然也就没记，而孔子沿用鲁史旧文，也没给添上一笔"公即位"，《左传》跟着解释一下，这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Ⅰ）
（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不书即位，摄也。假摄君政。不修即位之礼，故史不书于策，传所以见异于常。……[疏]"不书即位，摄也"。○正义曰：摄训持也。隐以桓公幼少，且摄持国政，待其年长，所以不行即位之礼。史官不书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发传以解之。公实不即位，史本无可书。
显而易见，双方论辩的焦点集中在鲁隐公到底是"即位"还是"摄政"。《左传》派和公羊派各执一词，势同水火。
作为公羊学的一代宗师，何休对《左传》学的兴起忿忿不平。他相信：真理只有一个，天下系于一统，学术思想决不能走入后现代的多元化。于是，何休以正义和真理的化身自居，著书三部：《公羊墨守》、《榖梁废疾》、《左氏膏肓》，其意图是：坚定捍卫公羊学，坚决打倒另外两派。这意图单从书名上就看得出来，所谓"墨守"，即取先秦墨家善于防守之喻，"废疾"和"膏肓"基本能当成文人嘴里的脏话来听了。
何休在《左氏膏肓》里力驳隐公摄政之说。因为《左传》学家拿周公摄政之事作为摄政一事的参照系，所以何休便着力分析周公摄政和所谓鲁隐公摄政之间的不同：按照古代的制度，诸侯年幼，天子会委任贤能的大夫去辅佐他，并没有摄代之义。当初周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周公死的时候并不称"崩"。可看看鲁隐公，活着的时候称"侯"，死的时候称"薨"，这分明都是诸侯之礼，哪是什么摄政王呢？
--插入解释一下：按《礼记·曲礼》，同样是死，但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叫法：天子死了叫"崩"（古装电视剧里常说"皇帝驾崩"），诸侯死了叫"薨"（hōng），大夫叫"卒"，士人叫"不禄"，庶人叫"死"（Ⅰ）。这就像我们现代社会里，领导死了叫"逝世"，小流氓死了叫"挂了"，只不过现在都是约定俗成，没有严格要求而已。
何休这里的意思是：当初周公摄政，死时并没有按天子之礼称"崩"，而鲁隐公却在活着的时候称"侯"，死的时候称"薨"，完全是诸侯之礼，由此可见他并非摄政，而是即位为鲁国国君。
何休继续分析：周公摄政的时候，仍然以周成王为领导，只是帮他管理政务罢了，所有大事都要禀明周成王而后才付诸实施，周公之死又是在卸任退休之后，所以他的死被称为"薨"，而不是"崩"，是依诸侯之礼而非天子之礼。可再瞧瞧鲁隐公，所谓摄政，连国君的名份也一并摄了去，以桓公为太子而非国君，所有大事都由自己独断专行。最终，鲁隐公是在任上被谋杀的，也就是说，他是在死在国君的位子上，所以才生称"公"，死称"薨"，这和周公摄政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按《公羊传》的说法，诸侯是没有摄政一说的。（Ⅱ）
（Ⅰ）《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Ⅱ）[汉]何休《左氏膏肓》（《汉魏遗书钞》）：古制诸侯幼弱，天子命贤大夫辅相为政，无摄代之义。昔周公居摄，死不记崩，今隐公生称侯，死称薨，何因得为摄者？周公摄政，仍以成王为主，直摄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禀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后乃死，故卒称薨，不称崩。隐公所摄，则位亦摄之，以桓为太子，所有大事皆专命以行。摄位被杀，在君位而死，故生称公，死称薨，是与周公异也。且公羊以为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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