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了。公认的只有侯爵和伯爵。至于其他爵称，这里简述李说，子、田（甸）、亚、男、任都是爵称，其中男、任通假，妇是女性的专用爵称，公指的是商王的先辈，而非爵称，再者，这些爵位后来被周人效仿，但从甲骨文里还看不出它们有等级高低之分。（Ⅳ）
爵位如果没有等级之高低，这似乎难以想像。周人所谓五等爵，或者公羊家所谓三等爵位，都是等级分明的。无论殷商制度如何，周代当之无愧是个等级森严的礼仪之邦，就算承袭的是殷商的爵制，总该在等级上有所增益才是。这个问题上我们又会遇到诸家歧说，比如杨宽以为"结合西周金文和文献来看，周朝诸侯有侯、甸、男、采、卫五个等级，他们对周朝的贡赋也该有等级区别的。由于史料缺乏，具体情况已不了解"（Ⅴ），但王国维、郭沫若、杨树达都曾证之以金文，一是发现金文爵称与文献冲突，二是发现金文爵称之间也存在不少冲突（Ⅵ）。但是，如果真是认为爵位和等级无关，又有些难以想像。《逸周书·度训解》有"□爵以明等极"，如果这篇能被确认为西周文献，倒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
（Ⅰ）斯维至：《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第77页。
（Ⅱ）《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454－457页。
（Ⅲ）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0页。
（Ⅳ）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第二章。
（Ⅴ）杨宽：《西周史》，第545页。
（Ⅵ）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249－257页。
近年力证五等爵为实并匡正前人之说的，如王世民从金文入手，认为《公羊传》的记载大体不差，即天子的三公称公（比如周公、召公），这是中央大员，而在地方上，王者之后称公（比如殷商之后的宋国），至于其他诸侯，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总体来说是为三等。（Ⅰ）
陈恩林也是这一战线上的，从文献入手，论证"在周代由王及公、侯、伯、子、男、附庸、大夫所组成的等列，就是其社会阶级结构的大略"，爵位不同，纳贡的额度也不同，甚至还有的诸侯为了少纳贡而自贬爵位甘为大国附庸的（Ⅱ）。这倒也合情理，像是县领导为了拿中央财政补贴而争当贫困县一样。
陈先生举了《左传·桓公十年》的一个例子：齐国被北戎攻击，诸侯联合救援，打了胜仗，其中以郑国的公子忽功劳最大，但随后齐国慰劳盟军，委托鲁国来排次序前后，鲁国以爵禄等级为序，郑国是伯爵，给排在了最后。公子忽为此忿忿不平，结果联合齐国和卫国对鲁国开了战。对郑国的这次报复，《春秋经》的记载是"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左传》的解释是"先书齐、卫，王爵也。"陈先生说："《春秋》记载这件事，先书'齐、卫'，后书'郑'。把齐、卫看成主谋，郑是协从。《左传》解释说：'先书齐。卫，王爵也。'即说齐、卫为侯爵，位在郑国之上，所以记为首恶。"
这个例子是很能说明爵位等级的，而且是从一件事里两次体现了爵位等级：一是郑国公子忽的发怒，二是《左传》对《春秋经》这一书法的解释。《左传》之所以要特意解释一下，依孔颖达的说法，《春秋经》的体例是：战争是谁挑起来的，就先写谁。可这次报复之战，明明是郑国的公子忽挑起来的，《春秋经》为什么偏偏把郑国放在最后呢？因为这一战当初的缘起，就是鲁国在犒劳联军排座次时依照的是爵禄等级而不是战功，公子忽生气了，这才发动了报复之战。《春秋经》于是特地改变了一贯体例，虽然公子忽是祸首，但偏偏还要按爵禄等级来给他们排序，还是把郑国排在最后，由此彰显鲁国"犹秉周礼"（Ⅲ）--如果这也算一则春秋大义的话，倒还很有幽默感。
从《春秋经》和《左传》这段记载来看爵位等级，似为明证，但深究一下好像还有疑点。先看一下《左传》原文：
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
鲁国排座次把郑国安排在后边，原文是"鲁以周班后郑"，用的是"周班"这个词，杨伯峻的注释是："依周室封爵之次，郑应在后"；《左传》解释《春秋经》之所以把郑公子忽报复之师的参与者次序记为齐、卫在前，郑国在后，原文用的是"王爵"，杨伯峻的注释是： "王爵即周班" （Ⅳ）。那么，这个两次作为座次依照的"周班"（王爵），到底是爵位等级呢，还是周天子授予爵位的先后？--后者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哦，至少也并不排除后者的可能。
（Ⅰ）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Ⅱ）陈恩林：《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Ⅲ）[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桓公十年》：正义曰：传言先书齐、卫，则齐、卫不合先书，当先书郑也。《春秋》之例，主兵者先书，此则郑人主兵，郑宜在先，而先序齐、卫者，王爵齐、卫为侯，尊于郑伯，故以王爵尊卑为序也。不依主兵之例，而以王爵序者，鲁班诸侯之戍，以王爵为次。郑忽负功怀怒，致有此师，故特改常例，还以王爵次之，见鲁犹秉周礼故也。
（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8页。
如果看看周天子授爵的先后次序，齐国的始封君是姜太公，卫国的始封君是康叔封，这两位都是在武王克商以后就获得分封的，而郑国的始封君郑桓公友是周宣王的弟弟，是在宣王二十二年才获得分封的。那么，如果按分封次序之先后来排座次的话，齐、卫两国也确实应该排在郑国之前。
《左传·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争座次的事件大约可以成为一条佐证：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
两方面争座次的方法就是比祖宗。一个说自家的始封君受封时间早，一个说自家的始封君官大。--这就说明，受封时间早是一种重要的资历，这大概就像"长征时期参加革命的"和"解放后参加革命的"这种身份区别，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把问题再进一步的话，那就得问问《左传》里关于排座次的说法是否真的"正确地"解释了《春秋经》。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春秋经》记载中的诸侯排座次--那时候还没有以姓氏比划为序的风气，级别越高越靠前，这是一项根深蒂固的传统。列举一下《春秋经》从隐公到文公的这些年里排座次的记载：
隐公三年：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隐公八年：宋公、卫侯遇于垂。……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隐公十年：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隐公十一年：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桓公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蔡侯、郑伯会于邓。
桓公五年：齐侯、郑伯如纪。
桓公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桓公十一年：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
桓公十二年：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桓公十三年：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
桓公十六年：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
桓公十七年：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
庄公四年：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
庄公十四年：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
庄公十五年：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
庄公十六年：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庄公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庄公二十七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
庄公三十二年：宋公、齐侯遇于梁丘。
僖公元年：公会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于柽。
僖公二年：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
僖公三年：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
僖公四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
僖公五年：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
僖公六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
僖公七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宁母。
僖公八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
僖公九年：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
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
僖公十三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
僖公十五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候、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僖公十六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僖公十八年：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
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
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
僖公二十七年：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
僖公二十八年：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
僖公二十九年：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公二年：公孙敖会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縠盟于垂陇。
文公十四年：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
从这些记载来看，中央大员总是排在最前边的，卿大夫则排在诸侯之后，但诸侯之间的次序却很难看出什么确定的等级排序。隐公三年"齐侯，郑伯盟于石门"，齐国是侯爵，郑国是伯爵，齐侯排在郑伯前边，这没错；而宋国是公爵，有时候排在前列，有时候却靠后站，比如桓公十三年，宋公就排在了齐侯的后边。齐侯常常排在宋公前边，而在庄公三十二年宋公却排在齐侯前边。
再者，如果按照《左传·隐公十一年》滕、薛两君争座次的事件里羽父所谓的"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原则（Ⅰ），在宗盟名单中先分同姓、异姓，同姓在前，异姓在后，然后同姓之中按五等爵次序安排，异姓之中也照此办理，但上述记载显然没有体现出这种排序方式。再如僖公十三年，次序是：齐侯、宋公、陈侯、郑伯、许男、曹伯，齐侯和陈侯并不排在一起，中间插了个宋公，郑伯和曹伯也不排在一起，中间插了个许男（这个排列多次出现）。庄公十六年出场的人物把五等爵都会集全了，次序照旧无章可寻：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这就相当于现代某机关开大会排座次：张局长、李处长、王部长、赵秘书、周局长、吴副部长……谁见过这样的座次呢？级别安排稍有差池，就会天下大乱呀。
那么，是周人不讲究这个吗？当然不是，《左传·隐公十一年》就曾记载滕国和薛国的两位国君争座次的事情，鲁隐公还特意派人开导，讲了一番大道理才平息了这场争执。这样看来，也许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爵位未必是分出高低等级的。
可是，如果不分高低等级，爵称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现代人倒是很容易从官本位的现象中体会出爵位的作用：比如，处级干部月薪三千元，住房标准为一百平米，外出可以坐软卧，住宿可以住四星级宾馆，部级干部月薪一万元，住房标准为二百平米，外出可以坐飞机头等舱，住宿可以住五星级宾馆……如果可以把级别比作爵位，那么这些内容也就是爵位的意义所在。而周人的待遇标准主要是看采邑，也即上文所谓"授民授疆土"。侯志义《采邑考》表述这种关系为："采邑大小是由爵位的高低决定的，所以爵位是赐采的先决条件。"（Ⅱ）这就是说，你如果想得到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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