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的月薪和二百平米的住房，就得先得到部级的级别才行；你如果想得到更大的采邑，就得有更高的爵位才行。
（Ⅰ）《左传·隐公十一年》：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薛侯许之，乃长滕侯。
（Ⅱ）侯志义：《采邑考》（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7页。
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逻辑。侯志义随后引了两条史料来说明"爵位一定，禄俸亦随之而定。《礼记》（卷十一）《王制》说：'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国语》载叔向之语，说：'爵以建事，禄以食爵'（《晋语八》）。道出了这一事实。意味按职务定爵位，再以爵位来立食禄。爵位一旦确立，则禄俸随之而来。而爵既有等，所以食禄自然便显出差别来了。禄与爵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周时候，物质交换不普遍，货币经济不发达，天子、诸侯虽然赏臣下以货币（贝）、物品，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作为装饰使用的。而按爵以食禄之'禄'，便只能以土地来充当--文献称作'禄邑'。因在为农业已居社会经济首位的西周时期，土地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成为宝中之宝，故以地为禄，是再好莫过的，也是事物发展之必然。"（Ⅰ）
这个说法最是合理，既合于人之常情，又合于周代社会的森严等级，但缺憾是：第一，这依然是分高低等级的；第二，这两条史料有点儿问题。
《礼记·王制》我在上文已经说过，通篇都像是乌托邦的图纸，至于具体这句"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用王文锦的翻译，意思是"工作称职然后正式授以官爵，爵位定了然后才给相应的俸禄"（Ⅱ），但这话还有上下文的，前边是"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意思是"凡是任命人才，一定要先考查他的人品才能，考查清楚了然后交给他工作"，接下来才是"工作称职然后正式授以官爵，爵位定了然后才给相应的俸禄"。这种情况更像是春秋以后的人才聘任制度，而不是西周时代的分封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是说"给俸禄"，而不是"授民授疆土"。
《国语·晋语八》叔向的这段话，也要联系上下文来看。整个故事是说，秦国的后子逃到晋国做官，跟随的车子有千辆之多，楚国的公子干也逃到晋国做官，跟随的车子只有五辆。叔向当时是晋国的太傅，掌管官员俸禄。韩宣子问他打听秦、楚这两位公子的俸禄标准，叔向说："大诸侯国的卿，给五百顷田赋的俸禄，上大夫给一百顷田赋的俸禄，这两位的级别都是上大夫，都给他们一百顷田赋当俸禄好了。"韩宣子很不理解，问："这两位一贫一富，为什么给的俸禄都一样呢？"叔向回答说："按照职务授予爵位，再根据爵位的高低确定俸禄（此即'爵以建事，禄以食爵'）……"（Ⅲ）
（Ⅰ）侯志义：《采邑考》，第8页。
（Ⅱ）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第1版），第164－165页。
（Ⅲ）《国语·晋语八》：秦后子来仕，其车千乘。楚公子干来仕，其车五乘。叔向为太傅，实赋禄，韩宣子问二公子之禄焉，对曰："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钧之？"对曰："夫爵以建事，禄以食爵，德以赋之，功庸以称之，若之何以富赋禄也！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于富也。"乃均其禄。
叔向说的这事，和上述《礼记·王制》一样，说的是聘任制，而不是封建制。这个聘任制，说得宽泛一些，比如春秋时期的孔子，战国时期的孟子，被外国国君给以高薪，这些事都是有的（我曾在《孟子他说》里换算过孟子在齐国拿的薪水到底有多高），但孔孟他们拿的薪水再高，也没有获得封地，这就像现代的一些职业经理人，可以拿到很高的薪水，这薪水也正如叔向的话说是"按照职务授予爵位，再根据爵位的高低确定俸禄"，还要核之以业绩等等，但无论薪水再高，却拿不到公司的股份。这是春秋时代一大制度之变。尤其到战国时代，郡县制度开始发展，地方官拿的薪水虽然也有采邑之名义，但实际上只是拿某块地方的田赋而已，如叔向说的"给五百顷田赋的俸禄"云云，只是给俸，并不给地。所以，以这些资料来解释五等爵显然是不合适的。
如果说到聘任制的爵位，典型代表就是商鞅变法时候的秦国二十爵。据宋人魏了翁考证，商鞅的二十爵并非全部出自原创，而是春秋时代已有一些，被商鞅拿去加工改造罢了，至于那些爵名的意义，已经无从考证了（Ⅰ）。而聘任之爵和分封之爵不可混为一谈。
最后，我们可以再怀着忐忑之心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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