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这个"蔑"字和"邾"字有着相似的境况。
这个地名，"三传"分别有两种记载，《左传》记的是"篾"，《公羊传》和《榖梁传》记的是"眜"，这两个字在古代读音相同，所以有人这样写，有人那样写，其实都是指一个地方，如果换到现在，就总得有一个是别字了。
但是，无论是蔑还是眜，也许都错了，这个地方应该叫做姑蔑，是鲁国的一块地方，也就是《左传·定公十二年》和《古本竹书纪年》所记的姑蔑，据考证是在今天山东泗水县东四十五里之地。
鲁国人怎么会把自己的地名搞错呢？惠栋推其原因，说这不是鲁国人搞错了，而是为了避讳--鲁隐公的名叫"息姑"，而"姑蔑"的"姑"字犯了忌讳，所以被毫不留情得砍掉了。而《古本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犯不着避鲁国的讳，所以把"姑蔑"原名照录（Ⅰ）。
清人梁履绳《左通补释》广引诸说，其中详引惠栋，说这里的蔑就是《左传·定公十二年》"败诸姑蔑"的姑蔑，之所以"败诸姑蔑"不再避讳鲁隐公名字里的"姑"字，是因为古人的惯例是"舍故讳新"，也就是说，鲁定公时代的行文会避讳其前一代国君的名字，但前好几代国君的名字就不必再避讳了，而鲁定公就是在鲁隐公之后好多代呢。梁履绳更引宋人程公说《春秋分记》，说叫姑蔑的地名当时不止一处，一在鲁国一在越（Ⅱ）--考证春秋之地理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比如清人丁寿徵专有一部《春秋异地同名考》，在这一处就引顾炎武之说证实春秋有"二姑蔑"，各在哪里哪里（Ⅲ），算得上是古代的人文地理旅游指南了。
（Ⅰ）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7页
（Ⅱ）[清]梁履绳《左通补释》：蔑本姑蔑，定十二年"败诸姑蔑"是也。……古人舍故讳新，故哀为定讳，定不为隐讳。……惠栋《春秋左传补注》一。……姑蔑有二，隐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定十二年"败诸姑蔑"，鲁地也'哀十三年"弥庸见姑蔑之旗"，越地也。程公说《春秋分记·疆理书十一》。
（Ⅲ）[清]丁寿徵《春秋异地同名考》"二姑蔑"条：一，定十二年"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杜无注，亭林谓当是鲁地；一，哀十三年"弥庸见姑蔑之旗"，杜注越地，今东阳大末县。
由此我们不妨多想一个问题：鲁隐公名叫息姑，所以姑蔑的姑字被避讳掉了，如果鲁隐公名叫姑蔑，那可怎么办呢？--这可不是我杞人忧天，而是一个很现实的顾虑，在后文中我们将会发现，国君起名字是要千小心、万小心的，由名字造成的避讳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否则会惹来很大的麻烦的。后世很多帝王的名字都很生僻，我小时候读书还为此很埋怨他们的父母，后来才明白人家这样做是为了少招惹避讳上的麻烦，也算得一项善政了。
细想一下，还有一个可大可小的问题："蔑"和"眜"这两个字可都不是"三传"里的，而是来自"三传"当中各自含有的《春秋》的经文，"三传"虽然作者不一、师传各异，出现这种文字出入在所难免，可是，《春秋》号称出自圣人之手，应该是"三传"共同的渊源才对，如果出现这种文字出入的情况，要么说明了《春秋》有不同的抄本流传，要么说明"三传"在抄录经文的时候并没有经过严格的三审三校。
一经三传当中这类文字歧异的问题并非少数，元代大史家马端临就曾经因此而强烈地怀疑过《春秋》的可靠性，他说：《春秋》古经虽然《汉书·艺文志》有过记载，但孔子所修的《春秋》单行本从没在世上露过面。自汉朝以来，所谓古经，其实都是从"三传"里把《春秋》的经文抽取出来罢了。但问题是："三传"各自所辑的《春秋》经文在很多地方都有出入，真不知以谁为准才好。比如"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这句《春秋》里的话，《左传》版本是"蔑"，《公羊传》和《榖梁传》却都写作"眜"，也不知道孔子当初落笔的时候到底是写作"蔑"呀还是写作"眜"呢？同类的例子简直多到数不过来--如果仅仅是人名、地名有些出入，倒也无关于春秋大义，但在事件记载上也颇多出入，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可信程度了。从一些线索推断，"三传"的三家学者肯定陆续各有加工，而后世的儒家经师竟从"三传"所录《春秋》经文的文字异同里边咀嚼出许多孔圣人的微言大义，我可实在信不过他们呀。（Ⅰ）
马端临的意见是颠覆性的，它让我们怀疑：孔圣人的许多所谓微言大义也许仅仅是文本流传中的抄写错误造成的，另有一些则源自"三传"历代传人的自我发挥。我们退一步来想：即便《春秋》确实是孔子所著，即便其中确实蕴涵着深刻的微言大义，但是，抄写错误和"三传"传人们自我发挥的存在使得我们很难辨别清楚到底哪些才是圣人的笔削之迹。树林掩盖了树林，人群掩盖了人群，我们有可能做到去伪存真吗？
清人毛奇龄在对《春秋经》经文的校勘上作过很大的贡献。他在《春秋简书刊误》说，《汉书·艺文志》提到《春秋古经》十二篇，被前辈儒师视为"简书"，后来失传了，我们见到的《春秋经》都是被"三传"夹带着的。但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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