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作推论的，但攻击之重点仅在会盟而不在褒贬，如胡安国虽然否认邾仪父之称字，但坚决赞同称名与称字的褒贬义例。而到了另一些学者那里，从考据入手，兼及义理，连这种褒贬之说也一并怀疑起来了。
先说这个"邾仪父"。早在唐代，陆淳的《春秋集传辨疑》引赵匡之论，就说前代专家看到《春秋经》后文有个邾子克，就把邾仪父和邾子克当成一个人了，其实这是两个人：邾仪父没被周天子封爵，所以被称作邾仪父，到了邾子克的时候接受了封爵，所以叫邾子克。而且，仪父也不是字，而是名，正如鲁国的季孙行父和晋国的荀林父，别看都带个"父"字，其实是名而非字。况且从道理上讲，附庸之国如果没有勤王之功，仅仅是与大国会盟交好，无非自利而已，有什么值得表扬的呢？（Ⅲ）
及至清代，黄中松作《诗疑辨证》，辨析周人先贤古公亶父的名字，说我们可不能一看见"父"就认为是字，从《左传》来看，以"父"为字的虽然多到数不清，但以"父"为名的也不是没有。黄中松虽然在"以'父'为字"的例子里举了邾仪父，但他"可不能一看见 '父'就认为是字"这个结论显然更加重要（Ⅳ）。
（Ⅰ）[宋]孙觉《春秋经解》：盟者，乱世之事，故圣王在上阒无闻焉。斯盖周道陵迟，众心离贰，忠信殆絶，谲诈交作，于是列国相与始有歃血要言之事尔。凡书盟者，皆恶之也。邾，附庸国，仪父，字。附庸之君未得列于诸侯，故书字以别之。桓十七年公会邾仪父盟于趡，庄二十三年萧叔朝公是也。《春秋》之法，恶甚者日，其次者时，非独盟也。以类而求二百四十二年诸侯罪恶重轻之迹，焕然可得而见矣。
（Ⅱ）[宋]王皙《春秋皇纲论·朝会盟》：天子建侯列之五等，盘错重固，谓之守土之官，则自非王命不当出境也。春秋之诸侯輒相朝会，此不臣之迹也。
（Ⅲ）[唐]陆淳《春秋集传辨疑》：《左氏》曰：邾子克也，曰仪父，贵之也。《公》、《榖》并同。赵子曰：盖见庄十六年邾子克卒，以为同盟故书，遂以仪父是字耳，殊不知仪父亦名也，与鲁季孙行父及晋荀林父等亦以父为名也，缘其未得王命，止是附庸之君，故卒时不书。至庄十六年邾子克卒者，即其嗣君，自以王命为子，故书卒耳，且附庸之君非有勤王之善，纵能自通于大国，自利之事耳，有何嘉而字以褒之乎？若仪父实贤，桓十五年与牟人、葛人来朝一例称人何哉？理又可见也。
（Ⅳ）[清]黄中松《诗疑辨证》"古公亶父"条：又《左传》以父为字者，如燮父、禽父、邾仪父之类，固难悉数，而蔡宣公名考父，宋襄公名兹父，及鲁之庆父、行父、归父，晋之荀林父、阳处父、箕郑父，皆名也。则周制亦未必定以父为字，况于殷乎？且《世本》、《竹书》等书俱以亶父、季历并称，人皆知季历为名，何以独知亶父为字乎？
顾炎武也感觉此事可疑，推想说：附庸小国无爵可称，如果直书其名，显得不够客气，不是待邻国国君之道，那就称字好了，以示其地位低于子爵、男爵而高于夷狄。所以呢，《左传》说"贵之"，《公羊传》说"褒之"，都没道理。这无非是鲁国史官记事的常例罢了，并不是鲁史本来写作邾克，而孔子特意改成邾仪父以示微言大义。（Ⅰ）
持此论者还有人在。顾栋高引方苞的研究，说"仪父"根本就不是"字"，而是"名"--不要以为凡是带"子"、带"父"的就都是字，这也太过笼统了，比如介子推、仪行父等等，都是名而不是字。《左传》说邾仪父名克，其实从时间上推算，邾仪父和邾克是两个人，邾克是邾仪父的儿子。
方苞的分析不止顾栋高相信，别人也信，经学家如果信了方苞，微言大义就也得跟着改了。清儒郝懿行《春秋说略》就是这样，认为"仪父"是名不是字，《春秋经》之所以称邾仪父，是因为邾国当时只是附庸小国，地位低，等后来有了爵位了，《春秋经》才以爵位称之。郝懿行认为这才符合春秋大义，因为经文称"公及邾仪父盟于眜"，按照《春秋经》的书写体例，这个"及"字是有讲究的，只能内及外，不能外及内--这个内，指的是鲁国，外，指的是外国，就好比中日邦交会谈，双方写字留念，中国这边的只会写"中日友好"而不会写"日中友好"，日方相反，这就是"以内及外"的原则。还有一个原则是"以大及小"，鲁国是侯爵国，邾国是附庸国，所以要先写鲁国，然后才"及"邾国，如果写反了，那叫"以贱及贵"，那就不对了。（Ⅱ）
看，"仪父"到底是名还是字，关系重大，影响到国际关系上的一些原则问题。如果真让方苞他们说对了，旧的微言大义会有一些根基被动摇的危险，而新的微言大义则会趁虚而入。这问题是非名即字，非黑即白。方苞说话一点儿不含糊，总而言之道："《春秋》从无书字之法。"顾栋高从方苞这儿取了经，调头详驳胡说（胡安国之说），从《春秋经》里连连举例，让胡安国理论难以自圆其说。顾老师最后几句话很有意思，说杜预对《春秋经》里凡是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