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名的都认为是孔子的贬斥，但《春秋经》的编写体例若当真如此，子贡那些孔子的高足们肯定是了解得一清二楚的，但孔门后学在鲁哀公十六年续写《春秋经》（见于《左传》），记载老师之死，其用语却是"孔丘卒"，而非"仲尼卒"，难道连孔圣人也一道贬了不成？（Ⅲ）
再说宋代《春秋》学，也并非孙复、孙觉他们一统天下。少有人知的是，以文学大家知名的"三苏"对《春秋》都有研究。苏辙的《苏氏春秋集解》就是一部著名的走朴实学风的专著。对孙觉他们的义理，苏辙找出了响当当的反例：你们不是说孔子在《春秋经》里凡是会盟都是贬斥吗？可孔子在《论语》里明明盛赞过齐桓公九合诸侯，还说要不是管仲出力，我们早都成野蛮人了。《孟子》谈到孔子著《春秋》，也引孔子的话大谈齐桓公和晋文公呀。这样看来，孔子怎么可能反对诸侯会盟呢？（Ⅳ）
（Ⅰ）[清]顾炎武《日知录》"邾仪父"条：邾仪父之称字者，附庸之君，无爵可称，若直书其名，又非所以待邻国之君也，故字之，卑于子、男而进于变夷之国，与萧叔朝公同一例也。《左氏》曰贵之，《公羊》曰褒之，非矣。……此亦史家常例，非旧史书邾克而夫子改之为仪父也。
（Ⅱ）[清]郝懿行《春秋说略》：以内及外，以大及小，不以贱及贵，不以外及内。仪父，邾君之名也，时为附庸，故称名。后为诸侯，故称爵。
（Ⅲ）[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无书字之法论"
（Ⅳ）[宋]苏辙《苏氏春秋集解》：或曰，古者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专之，非礼也。凡书皆以讥之。予以为不然。春秋之际，王室衰矣，然而周礼犹在，天命未改，虽有汤武未能取而代之也。诸侯之乱，舍此何以治之。要之以盟会，威之以征伐，小国恃焉，大国畏焉，犹可以少安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故《春秋》因其礼俗而正其得失，未尝不予也。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苏辙的反驳是相当有力的：如果《春秋经》的孔子和《论语》的孔子不应该存在矛盾，那么把《春秋经》里对会盟的记载视为孔子的贬斥就是没道理的。那么，苏辙是否也像何休那样认为对邾仪父的称字体现了孔子的褒奖呢？这他可没说，他只是认为《春秋经》对会盟时间的记载仅仅出于客观理由罢了，而许多经学家都相信其中也蕴藏褒贬的。--具体到邾仪父这个例子里，就是会盟的时间："三月"。
苏辙是朴素的，孙觉他们是"深刻"的，由此可以管窥当时蜀学与洛学的一点异同，也可以看出一些现实的时代背景与政治风貌对学者干扰程度的深浅。《汉书·终军传》的一段记载正可以作为这里的参考--那是在诸侯会盟这个问题上两方各执春秋大义互相辩难：
汉武帝元鼎年间，博士徐偃奉命巡视郡国风俗，擅自准许膠东国和鲁国冶铁晒盐。等徐偃回京交差，很快便大难临头：那位著名的大法官张汤认为徐偃的矫制行为是国家大害，徐偃论罪当死。--如果以一般古装电视剧的标准，徐偃怎么看怎么该杀，但是，其一：汉武帝时代正是个新旧鼎革的临界点，其二，徐偃好歹也是位博士官，经学水平远比张汤要高，而当时的经学几乎就是实用政治学，所以，徐偃在这生死关头祭出了春秋大义，辩驳说：根据《春秋》精神，大夫出疆，如果遇到有利于社稷、百姓的事情，是可以不经请示而专断于外的。
徐偃搬出了春秋大义，张汤可没话说了--虽然能把徐偃依法治罪，但驳不倒徐偃的辩护词，这总难免有些理不直、气不壮了。
此情此景，汉武帝派出了一位高知协助审案，即王勃名文《滕王阁序》中"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之终军是也。终军对徐偃，以春秋大义对春秋大义。终军说："古时候的诸侯国，百里之隔即风俗有别、不能相通，互相之间常有会盟之事，安危形势常在呼吸之间，所以你为自己辩护的那条春秋大义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可现在世界变了，天下一统，万里之内同风同俗，正是《春秋》所谓'王者无外'，天下四方全是皇帝的地盘。你说什么'大夫出疆'，你出到哪儿去了？"（Ⅰ）
（Ⅰ）《汉书·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还，奏事，徙为太常丞。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汤以致其法，不能诎其义，有诏下军问状，军诘偃曰："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且盐铁，郡有余臧，正二国废，国家不足以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万民为辞，何也？"……
终军驳徐偃的话还有不少，就不细说了。后来徐偃理屈词穷，只好等死，而终军的这番诘难大受汉武帝欣赏，还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被发给张汤学习。
--但我们切莫以为"王者无外"就真的战胜了"专断于外"，此前我在《春秋大义》里讲到同是汉武帝时代的吕步舒审断淮南王谋反案，本着"专断于外"的春秋大义整掉了好几千人，也大受汉武帝的表彰。
无论如何，《春秋经》的二百四十二年所记毕竟是封建社会的陈年旧事，越来越难适应于皇权专制的社会转型了。一般来说，不论是圣人经典还是民间曲种，凡遇到此种情况，前景无外二途：要么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要么就不断与时俱进，主动去适应一个又一个的新时代、新风貌。前边孙觉等人的解经就是一个典型：要在皇权社会里阐释封建思想（这里用"封建社会"的原始意义），阐释得越深刻，或许就离经典的本义越远。就这类思想典籍来说，政治与学术毕竟是在两条路上，政治上要与时俱进，学术上要溯本求源，渐行渐远也许才是正常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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