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隐公元年，《春秋经》落下了庄重的第一笔：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这是《春秋经》对鲁隐公元年整整一年中的全部记事，一共六十二个字，平均每个月五个字。即便当时刻竹简不如现在的电脑输入法快捷方便，但说到底，如果当时职业史官的主要工作就是如此这般的话，这份差使可真够得上清闲了。（Ⅰ）
大约古远的年代里记事不易，能写短些就别写长了--《竹书纪年》也是这种体例，只是时间上更加粗疏一些，时间大多只精确到年；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有《编年记》，李学勤说应该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奏疏中"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所谓的《秦记》一类的书，（Ⅱ）
从内容到形式都和《竹书纪年》很像，简略到人类理解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向外看看，他山之石也差不多，汪荣祖还曾举西方上古编年史为例，巴比伦人的历史记录竟然和我们的《春秋经》如出一辙：
十年八月，拿布破沙尔集阿卡之兵，进军幼发拉底河（In the tenth year, Nabopolaasar, in the month of Iyyar, mustered the army of Akkad, and reached up the Euphrates ）。
苏胡与辛达奴人未御之，献礼以谢（The men of Suhu and Hindanu did not fight against him; their tribute they laid before him ）。
十一月，闻阿沙锐亚之军据瓜城，拿布破沙尔率师击之（In the month of Ab, they reported that the army of Assyria was in the city of Qablinu, Nabopolaasar went up against them ）。
十一月又十二日，击阿沙锐亚军，大败之（In the month of Ab, the 12th day, he did the battle against the army of Assyria and the army of Assyria was routed before him, and great havoc was made of Assyria ）；
俘虏众多……遂克瓜城（Prisoners in great number they look…On that day the city of Quablinu
was captured ）。（Ⅲ）
（Ⅰ）[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Ⅱ）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6页。对《编年记》性质的另一种解释似乎更为合理："与其说《编年记》'有些像后世的年谱'，倒不如说它有些像后世的家谱和墓志的混合物更符合实际一些。"--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2页。
（Ⅲ）[美]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03年新1版，第25－26页）引巴特菲尔德《史源》第115页。
如果把人名、地名一换，文字风格再稍微润色一下，插进《春秋经》里几乎可以乱真，只是不知道人家巴比伦人的字里行间是否也藏着什么微言大义。
另一方面，按照传统意见，《春秋经》的笔法还仅仅是史事记载的两种主要体例之一而已，并非全貌--《汉书·艺文志》曾经说过"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虽然左史和右史的职能之分在《礼记·玉藻》里完全调了个儿，（Ⅰ）但这最低限度也能说明古代的史官是有两套书写传统的：一是记言，记录的是重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尚书》里就多是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是铸在青铜礼器上的，长篇大论在所多有；一是记事，就像《春秋经》这样的体例，言简意赅，不温不火，如同《人民日报》上的新闻标题（虽然《春秋经》该不该被归到史官系统里，却是一个问题）。
可是，前人简约，后人可就不得不冗长了，为了搞清楚这无比简洁的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春秋》三传"便已经颇费唇舌，而更靠后的人们为了搞清楚"《春秋》三传"的意思，又写了无数的书，发了无数的议论，这恐怕都是《春秋经》的作者所始料未及的了。
《春秋经》的记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但在开讲"元年春王正月"之前，却还有一个问题是困惑了人们许久许久的--为什么《春秋经》要从鲁隐公元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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