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年开始呢？
乍看之下，这问题有点儿像是无理取闹。可不是么，人家作者或编者还不是爱从什么时候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是你来写一本历史书，完全可以从你喜欢的任何一年开始呀。
但是，周人的风格应该不会这么前卫，况且一部编年史的起笔和结笔总得有点儿说法才是--对这个问题只要稍一深究，斗大的疑点就立刻出现了：如果说《春秋经》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那么，从鲁国的第一代国君伯禽（Ⅱ）算到鲁隐公，这中间还有好几代世系、好长的时间段呢，难道全都抹杀了不成？是呀，我们很难想像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是从1980年开始的。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伯禽始封、鲁国建国，那还是西周初期的事，几百年下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无论此事是否为真）（Ⅲ），天下大乱，周平王东迁洛邑，标志着东周的开始，而鲁隐公元年和周平王东迁基本在一个时间段上，所以呢，《春秋经》大体是以东周的开始来作为自己的开始的。
（Ⅰ）到底是"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还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是为一桩千年公案。对两者的辨析可参考吴淑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考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该文认为后者才是正确的说法，并认为产生前者这一讹误的原因是："最大可能是笔误，因为'左''右'两字的字形极其相近，手写体极不易分清；也可能就是班固没有细加查验，记错了；再就是因为后来写史向文学方向进化而将左右史的职责渐渐相融……"另一种意见认为，事实上并无左、右史分职之事，可参考景爱《左、右史分职说质疑》，《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完全就否认史书体裁之记言、记事之分的也有，如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作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具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为二物也。
（Ⅱ）鲁国的始封君到底是伯禽还是他爸爸周公旦，存在争议，这里暂从一般说法。.
（Ⅲ）关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一事，存在争议，这里暂从一般说法。
这是一个相当合情合理的说法，也是一个相当经典的解释，晋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Ⅰ）的序言里大体就持这一说法。杜预说：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任国王，鲁隐公是甘心让位给弟弟的贤君，两人在时代上差不了多少，况且鲁隐公乃是大圣人周公的后人，如果周平王能开创中兴事业，鲁隐公也能光宗耀祖的话，那么，西周当年的盛况也就复兴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后继有人了。所以《春秋经》才特意选择这个时间作为开端，"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Ⅱ）--孔颖达进一步解释杜预的话，说《春秋经》虽然看上去是鲁国的国史，是站在鲁国这样一个诸侯国的立场上说事的，讲的似乎也只是"诸侯之法"，但杜预之所以说它"会成王义"，是因为《春秋经》里写的那些事情尊卑尽备，等等等等，所以，虽然是根据鲁国国史而成书，却"足以成王者之义也"，因此可以"垂法将来"，使后世的天子们可以好好从中学习王者之道。（Ⅲ）
孔颖达最后一句话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使后世的天子们可以好好从中学习王者之道"意思基本是说：《春秋经》就是一部帝王职业培训经典教科书。--但这教材并非帝王秘传，不是只供皇帝一个人缩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偷钻研的，也是鼓励老百姓学习的，科举考试也要考这个的，这就好比"三个代表"光辉理论，领导要认真学，老百姓也要认真学的，一些重要考试也会考到的。
但孔颖达还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不知是好是坏的暗示：《春秋经》是一部以教育意义为重的经书，至少，它的教育意义大于史料意义--用现代的话来说，《春秋经》的写作或编纂是属于所谓"观念先行"的。这个圣人传统对中国古代史书编纂的影响极大，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资治通鉴》，这部书里存在着不少因为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加工"或删削史料的痕迹，这就使得《资治通鉴》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帝王教科书，却不是一套老老实实的历史书。（Ⅳ）这也就意味着，这部书的帝王读者们其实常常是从"历史故事"里学习治国要领的。
（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左氏传》序○陆曰："此元凯所作。既以释经，故依例音之。本或题为'春秋左传序'者。沈文何以为'释例序'，今不用。"[疏]正义曰：此序题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传序"，或云"春秋经传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传序"。案晋宋古本及今定本并云"春秋左氏传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释例序"，后人移之於此，且有题曰"春秋释例序"，置之《释例》之端。今所不用。……
（Ⅱ）[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曰：然则《春秋》何始於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
（Ⅲ）[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疏]……《春秋》据鲁而作，即是诸侯之法，而云"会成王义"者，《春秋》所书，尊卑尽备。王使来聘，锡命赗含，有天子抚邦国之义。公如京师，拜赐会葬，有诸侯事王者之法。虽据鲁史为文，足成王者之义也。以其"会成王义"，故得"垂法将来"，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独遗将来诸侯也。
（Ⅳ）《资治通鉴》的这种问题我曾在《孟子他说》第三册的开篇处里举过例子，可以参考。
当真如此的话，倒也不能苛责古人，意识形态重于客观史实，这一观念堪称源远流长--若论"源远"，比如杨宽就曾从孟子那里追溯到了这种态度，（Ⅰ）而早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工作就是依附于现实政治的，如许兆昌所谓"（周代）史官从事记事编史的工作，绝不是为了要保存历史资料以供学术研究，而主要是为了发挥这一行为的政治功效。史官记事编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周代史官记事编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察君臣。二是为后世立法"（Ⅱ）；若论"流长"，"文革"时期是连历史照片都要篡改的，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从这里我们倒可以很好地领会克罗齐所谓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的面貌似乎并不取决于历史本身，而更多地取决于当下的意识形态需要，甚至，这种观念并不是偷偷摸摸的，而常常是被堂而皇之地奉为圭臬的。
从这层意义上说，杜预和孔颖达对"《春秋经》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这个问题的解答虽然不一定符合于史实，但无疑是政治上正确的，这同时也进一步地泯灭了《春秋经》的史学内涵而强化了它的经学意义。经学当然是远远重于史学的，这个观念长久以来都很少受到人们的质疑。
那么，既然杜、孔言之成理，也算成功解决了《春秋经》开篇的一个重大疑点。但是，且慢，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查查历代年表，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这时在鲁国正是鲁孝公执政的晚期，鲁孝公的接班人是鲁惠公，鲁惠公是鲁隐公的爸爸，鲁惠公元年却是周平王三年，鲁隐公元年则是周平王四十九年--这也就是说，在《春秋经》开始的时候，东周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年了。咦，问题可就来了：如果前述杜预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春秋经》的开端显然放在周平王元年是最合适不过的，既标志着东周从此开始，又表示了在编年上是以周天子纪年为本位的，岂不正是"尊王"之意吗？退一步说，就算一定要以鲁国纪年为本，以鲁惠公元年为开端显然要比以鲁隐公元年为开端"合理"得多，似乎也更合乎杜预的那番讲法。
《春秋经》这个不当不正的开端可真给后人带来了不少麻烦。单单从历史分期上说，我们所熟知的所谓"春秋时代"就是因《春秋经》而得名的，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说，"春秋时代"应该就是《春秋经》纪年的起讫时间，讫年的麻烦容后再说，先看这起始年：一般我们说周代分为两段，前半段是西周，而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算后半段，是为东周，东周又分为两段，前半段被称为"春秋时代"，后半段被称为"战国时代"，那么，如果严格依照《春秋经》的编年，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中间的这四十八年却没了着落。顾德融、朱顺龙总述近年对这段历史的分期，说：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范文澜修订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将春秋这段历史以两种年代标明，即东周是公元前770年至前403年，春秋是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之后，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将春秋时代定为公元前770年始，以《史记·六国年表》所载周元王元年即前475年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分界线。从此'春秋史'的时间就定位在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70年代末以来史学界对这一年代定位的下限提出了异议……所以，我们同意将公元前770年至前453年作为春秋时代的起讫年代。"（Ⅲ）
就这样，经过专家们的人为议定，一笔糊涂账总算略略有了定局，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之间的四十八年就这么尘埃落定了。但是，我们最初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春秋经》到底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开始呢？
（Ⅰ）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6页：先秦诸子，从墨子起，都引用古代文献来作为自己政治理论的根据。墨子引用的《书》，主要是有关禹、汤、仲虺、周武王等人的文献，用作墨家理论的依据。儒家也自有其选读《书》的政治标准。战国时代的《书》中原有《武成》一篇，记载了武王克商的战争经过，其中有大量的杀伤。这一点和儒家推崇武王为圣人的主张不合，因此孟子就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他这个毁灭《武成》的主张，对后来儒家有深远影响。
（Ⅱ）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12页。
（Ⅲ）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3页。
无论如何，这怎么看怎么都是一个不当不正的开始。如果《春秋经》是我写的，估计大家早就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了："什么什么嘛，乱搞一气，编年史哪有这么写的呀！"但问题是，历来都说这书出自孔圣人的手笔（无论是他的原创还是编著），圣人自然不会胡搞，我们之所以看不懂，绝对不会是因为圣人笔误，而是因为我们太笨，领会不了圣人的真谛。杜预虽然给出了一个权威而貌似合理的解释，但深究起来依然难以令人信服。王树民就曾针对杜预的理由一一提出过质疑，大意是：如果说时代接近吧，可鲁隐公的爸爸鲁惠公和周平王的时代更为接近；如果说鲁隐公是大圣人周公的后代吧，可鲁国所有的国君全都是周公之后；说鲁隐公是位让国贤君吧，可他老人家只是有让国之意却未成事实，最后还被人杀了，此事原本就不足为训，以此来作为《春秋经》托始于鲁隐公的深意所在也太不着调了，杜预此论"牵强附会，无待深辨"。（Ⅰ）
杜预的解释这就变得站不住脚了，但是，对于历代那些认真的学者来讲，《春秋经》既是天下第一大经，这开宗明义之处无论多么费解，也是一定要搞明白的。
最早捉摸这个问题的大概要算《公羊传》了。《公羊传》在鲁哀公十四年，也就是《春秋经》编年的最后一年里庄严问道："《春秋》何以始乎隐？"随即自问自答说："祖之所逮闻也。"根据一些专家们的注解和发挥，这句话的意思大约是说：鲁隐公时代的历史是祖父辈的人所能了解的历史上限，由祖父讲给父亲，父亲讲给作者自己，再由作者自己记录下来。（Ⅱ）这个解释似也有理，而且推想一下，《春秋经》开始于鲁隐公不过是孔子"力所能及"罢了，此中似乎并无深意。（Ⅲ）不过，想想一部编年史竟是这样的主要依靠"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而成书，难免让人感觉怪怪的。
不知道孔子有没有想到，他这《春秋经》的开篇第一义竟成了开篇第一大难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