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研究者越多，答案也就越多，很多答案都可以自圆其说却难以证伪其他说法，更让人心生恐惧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类答案竟大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汉人相信孔子的《春秋经》是预先为汉朝制订宪法，对之犹为推重，加上谶纬流行，大家恨不得把经书的每一个犄角旮旯都挖掘出无限深意才好。《春秋经》上启鲁隐公，下迄鲁哀公，共历鲁国十二君，二百四十二年，在一些汉代经师眼里，这些数字显然是不可小觑的。王充在《论衡·正说》里给我们展示了当时的这一典型学风：有人讲《春秋经》，说鲁国十二君，这个数字和一年十二个月相当，这是效法天数呀，总共二百四十二年，有人解释《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说上寿九十年，中寿八十年，下寿七十年，孔子是根据中寿年数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王充很较真，问："就算三八二十四，可是，242－240＝2，这还差着两年呢？"--是呀，如果说这些数字当真含有什么深意的话，这两年之差肯定不该被忽略过去。
（Ⅰ）王树民：《〈春秋经〉何以托始于鲁隐公》，《曙庵文史续录》（中华书局2004年第1版），第120页。
（Ⅱ）[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哀公十四年》释"祖之所逮闻也"：隐公以来之事，祖虽不及见，犹及闻而知之。过是以往，文献不足，恐失其实，故断自隐始。
（Ⅲ）[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哀公十四年》释"祖之所逮闻也"：解云：假托云道，我记高祖以来事者，谓因己问父得闻昭、定、哀之事，因父问祖得闻文、宣、成、襄之事，因祖问高祖得闻隐、桓、庄、闵、僖之事，故曰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以此言之，则无制作之义，故曰我但记先人所闻，辟制作之害也。
当然，这问题在当时也是存在解释的，王充介绍说："那些经师认为，如果非要死卡着二百四十二年的话，《春秋经》就该从鲁隐公三年开始了，可这么搞实在说不过去，圣人就往前挪了两年，总不能搞得不当不正呀。"王充然后又罗列几种当时的流行说法，一番分析比较之后，认为大家都求之过深了。（Ⅰ）
这种在数字上大动脑筋之处，在所多有，毕竟也是一脉学风使然。唐人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啖助的一番话很是说明问题：孔子到底为什么要修《春秋》，"三传"并无详说。讲《左传》的老师认为孔子修《春秋》是秉承周公之志--孔子之时周德依然衰微，典制礼仪不复旧观，孔子这才根据鲁史修成《春秋》，匡正周礼，继往开来；讲《公羊传》的专家却说：孔子作《春秋》，贬低周朝，尊鲁国以为王室（"黜周王鲁"），把周朝的"文"的风格变回"质"的风格；讲《榖梁传》的老师又说：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室衰落，天下动荡，王道已经完蛋了，孔子很伤心，这才作了《春秋》，为的是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好人上进，使坏人害怕（Ⅱ）。--这一说法的源头算来应是孟子，他老人家（Ⅲ）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啖助也好，他人也罢，许多解析《春秋经》缘起的想法都是从孟子之言生发而来的。
在啖助这番话里，公羊学家的"黜周王鲁"是个纲领性的思想，稍后细表，单看这"三传"专家们各执一词，也确实不容易弄清个所以然来--其中一些分歧已经不能说是细节上的龃龉，而是原则上的对立了。
（Ⅰ）[汉]王充《论衡·正说》：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记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Ⅱ）[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啖子曰：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传无文。说《左氏》者以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徳衰、典礼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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