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诸所记注多违旧章，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言《公羊》者则曰：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解《榖梁》者则曰：平王东迁，周室微弱，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夫子伤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Ⅲ）《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及至宋代，《春秋经》在群经之中更被特别尊崇，"尊王攘夷"和"借古喻今"是时代的主旋律，"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论外侮"（Ⅰ），孙复则是北宋《春秋》学的一代开山祖师，他的《春秋尊王发微》正是诸论中的佼佼者。该书论及《春秋经》为什么开始于鲁隐公，说道：孔子作《春秋》是因为感叹当时天下无王，和鲁隐公并没有多大关系。《春秋经》开始于鲁隐公，只是因为鲁隐公当政的时候正值周平王的末年。周平王已经算不上一个货真价实的国王了，周朝到了周平王这一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越来越衰弱，诸侯越来越强大，尊卑无序，赏罚无凭，有人变乱礼乐，有人弑君杀父，有人窃国僭号。周平王是个昏庸之主，从鲁国的视角来看，他经历了鲁孝公和鲁惠公两代也没能搞成中兴之治，到鲁隐公的时候终于呜乎哀哉，这一来周朝王室再无复兴之望了。正是因此，《诗经》自《黍离》之后，天下不再有"雅"了（本来该在风、雅、颂里属于雅的那部分诗歌被降格为国风了），《尚书》自《文侯之命》而绝，天下不再有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了，《春秋》自鲁隐公开始，天下不再有王了。--孙复认为这才是孔子深意之所在，是谓"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Ⅱ）
孙复此说也算言之成理，其中论及周平王"到鲁隐公的时候终于呜乎哀哉，这一来周朝王室再无复兴之望了"，于是始有《春秋》。这一说法被明人徐树丕在《识小录》中表达得更加清晰：鲁隐公的始年大致相当于周平王的终年，周朝走下坡路正是从周平王开始的，周王室的基业原本基于西边的丰镐，而东迁洛邑之后，"宗周之重失矣"。那么，为什么《春秋经》不开始于周平王元年呢？因为周王室虽然东迁，但君子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西归的，就这么等呀等的，一直等到周平王死了，王室还在东边缩着呢。大家心里一凉，知道从此算是没希望了，于是才有了《春秋经》。（Ⅲ）
但无论孙复说还是徐树丕说，和上述诸说一样的问题是：禁不起较真，难道周平王一死，以后就绝对不可能出现中兴之主了不成？再者，如果非要把周平王东迁和鲁隐公即位拉扯在一起的话，显然最恰当的情形应该是：周平王东迁和鲁隐公上台全在同一年。--但这种巧合就如同买彩票中大奖一样，那么，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在周平王东迁之后，鲁国第一个新上台的国君就是鲁隐公。
--但是很遗憾，符合这个条件的却是鲁隐公的爸爸鲁惠公。
不知道那些古代经师们有没有这样暗自感叹过：如果把鲁惠公换成鲁隐公，那该省去多少麻烦啊！
--先别指斥这个想法的荒诞，因为它还真曾被人当真过的，比如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里就很认真地阐释过：《春秋经》为什么不始于惠公而始于隐公呢？答案很简单：《春秋经》是一部讨伐乱臣贼子之书，而隐公后来正是被乱臣贼子给害死的。（Ⅳ）
（Ⅰ）牟润孙：《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141页：两宋解说春秋之书虽众，笃守汉唐矩镬，专言一传，而不影射时事者，几可谓无之。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论外侮，其言多为当时而发。无论与孙复胡安国二氏有出入否，固无不受二氏之影响者，亦可谓发明尊王攘夷之义为宋人春秋学之主流，余事皆其枝节耳。孙胡二氏之说明，宋儒所倡之春秋大义，可知而概略矣。
（Ⅱ）[宋]孙复《春秋尊王发微·隐公元年》：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昔者幽王遇祸，平王东迁，平既不王，周道绝矣。观夫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贡赋之职不奉，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礼乱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历孝逾惠莫能中兴，播荡陵迟，逮隐而死。夫生犹有可待也，死则何所为哉。故《诗》自《黍离》而降，《书》自《文侯之命》而绝，《春秋》自隐公而始也。《诗》自《黍离》而降者，天下无复有雅也，《书》自《文侯之命》而绝者，天下无复有诰命也，《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
（Ⅲ）[明]徐树丕《识小录》"春王正月说"条：或曰："何以始鲁隐也？"曰："鲁隐之始，平王之终也。周之不兢自平王始也，宗周之业基于丰镐，而东迁雒邑，宗周之重失矣。""然则何以不始于平王之初年也？"曰："周虽东而君子尚冀其反于西也，故迟之以岁时至平王之终，曰：无冀矣。故《春秋》于是作也。
（Ⅳ）[清]何焯《义门读书记》第九卷：《春秋》之作，曷为不托始于惠公而始于隐公？曰：《春秋》，诛乱臣贼子之书也。隐公，被弑之君也。
何焯之论虽也在理，但毕竟属于主观臆测，而对于这同一个问题，《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还真就曾"接近客观"地看到了一线曙光。他写道：按照《史记》的记载，周平王东迁二年，鲁惠公即位，所以《春秋》应该始于鲁惠公而不是鲁隐公才对，这是《春秋》的"开卷第一义"，当然很重要，专家们都对此议论纷纷，当年啖助、赵匡这两位早期的经学名家对此毫无解释，搞得后来的学者们大惑不解，只是《纂例》里边有八个字的小注："惠公二年，平王东迁"，如果此言属实，《春秋》毫无疑问该从鲁隐公开始，也许啖助、赵匡就是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才不作解释的吧。但是，这八个字的说法和《史记》不同，也不知道啖、赵两位是从何得知的？我又曾见士人石端编过一本纪年书，很是周详，其中记载平王东迁也在鲁惠公二年。这可把我高兴坏了，赶紧找石先生去问出处，石先生说这是一本史传里记载的，一时却找不到那本史传，后来也再没见着。（Ⅰ）
沈括这一线曙光就这样一闪即逝，没了下文。他提到的啖助、赵匡两位都是唐代的《春秋》学名家，可惜著作都已失传，好在其主要见解大多保存在《纂例》之中，这部《纂例》也就是我在前文已经引述过的唐人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
《春秋集传纂例》卷二《鲁十二公谱并世绪第九》介绍鲁国国君的世系传承，提到鲁孝公死后，儿子鲁惠公即位，然后就是那八个字的小注："惠公二年，平王东迁"，但这笔账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当真很难说了。
这一类的说法，无论细节如何不同，无论方法如何各异，核心原则基本都是一样的：第一，鲁隐公之时代是天下大势的一个转捩点（Ⅱ）；第二，虽然《春秋经》在形式上是以鲁国为本位，但那只是个幌子。宋儒赵鹏飞《春秋经荃》说得最是明确："《春秋》之作，为周也，非为鲁也"，而且还是一部"中兴周世之书"。
赵鹏飞是从《论语》里孔子的一句"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断言孔子有复兴西周盛世之志，但无奈大道不行，一腔热血只好寓之于《春秋》，又看到历史上鲁隐公时代正值周平王的末年，天下越来越乱，中兴无人，于是"孔子悯悼衰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兴之教也"，所以，《春秋经》始于鲁隐公，这是虚的，实质则是始于周平王的末年衰世。（Ⅲ）
（Ⅰ）[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按《史记年表》："周平王东迁二年，鲁惠公方即位。"则《春秋》当始惠公而始隐，故诸懦之论纷然，乃《春秋》开卷第一义也。唯啖、赵都不解始隐之义，学者常疑之。唯于《纂例》隐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东迁。"若尔，则《春秋》自合始隐，更无可论，此啖、赵所以不论也。然与《史记》不同，不知啖、赵得于何书？又尝见士人石端集一纪年书，考论诸家年统，极为详密。其叙平王东迁，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问石君，云"出一史传中，遽检未得。"终未见的。据《史记年表》注："东迁在平王元年辛未岁。"本纪中都无说，诸侯世家言东迁却尽在庚午岁，《史记》亦自差谬，莫知其所的。
（Ⅱ）[宋]吕大圭《春秋或问》卷一：或问：《春秋》何为始于隐公？曰：隐公之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周之东迁非平王之为乎？此一时也。固世道升降之一会也。自是而上进，进而升，则其极也为成康、为文武；由是而下骎，骎而降，则其极也为战国、为暴秦。世道升降之会决于此时矣……
（Ⅲ）[宋]赵鹏飞《春秋经筌》卷一，"始隐"条：夫子尝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盖将兴西周矣。兴西周之志不得行于时，而寓于《春秋》，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则《春秋》者，中兴周室之书也。然则不始于孝，不始于恵，而始于隐，何哉？盖《春秋》之作，为周也，非为鲁也。当孝公之世，平王之初也，庸讵知平王不能兴衰拨乱而为西周之宣王乎？初则怠矣。迄恵公之世，平王之中也，庸讵知平王不能励精改图振刷群弊卓为贤主如商之太甲乎？中亦懈矣。初怠中懈，则兴西周之业尚何望哉？至隐公之世，则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末，政愈不纲，而天下之乱有加于前，而中兴无其人矣。夫子于是悯悼衰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兴之教也，故始于隐。非始乎隐，始乎平王之末也。谓周室至是不可不中兴矣。
这样的解释也算能够自圆其说，而且义理精到。还有一种说法，却很像是在标新立异，即，"其实《春秋》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
这话怎么想怎么都好像睁眼说瞎话，《春秋》明明是从"隐公元年"开始的呀，难道这也是个问题！--这的确是个问题，顾亭林就是这么说的。
顾亭林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学术巨擘，又是训诂考据的大家，在学术气质上接近《左传》而远于公、榖。顾亭林曾经写过一部《左传杜解补正》，用以匡正左氏学最大的权威杜预，他对公羊、榖梁的前贤们更是语出刻薄，说他们经常穿凿附会、误人子弟。所以顾亭林要是说《春秋》不从鲁隐公开始，肯定有他的道理，而且应该"很有道理"。
顾亭林说：这里边是有些曲折原委的。《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平公派韩宣子来鲁国访问，韩宣子到太史氏那里参观了藏书，看到了《易象》和《鲁春秋》，感慨说："周礼尽在鲁国呀。我今天可算领悟到周公的圣德和周朝成就王业的原因啦！"从《左传》这段资料来看，鲁国从伯禽受封以来一直都是有正经国史的，朝觐、会盟、打仗等等国家大事全都有专人记录在案，那时正值周王朝的兴盛之际，所以典章制度才被称为周礼，负责记录档案的也都是一代代优秀的史官。而从鲁隐公以后，世道乱了，史官散了，孔子害怕了：历史记录可不能就这样中断了呀，这才开始编修《春秋》。鲁国的历史档案从鲁惠公（鲁隐公的爸爸）往前都还好好的，又是出自良史之笔，所以孔子对这段历史"述而不作"；而鲁隐公以后的历史记载却开始乱糟糟了，所以孔子担心了，这才去斟酌编修，所谓"作《春秋》"指的就是这个。所以说呢，《春秋》并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而是从鲁国建国的时候就有的，可鲁惠公以前的那（Ⅰ）部分《鲁春秋》早已失传，我们后人看到的只是孔子手定的从鲁隐公以下的那部分而已。（熊逸按：到这里就能看出来了，我前边的表述里有个小小的障眼法：这句"《春秋》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用词是"《春秋》"而不是"《春秋经》"。）
顾亭林果然言之成理，而究其思想渊源，应该是从杜预一脉发展而来的。杜预当初也是从《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访问鲁国这件事入手，推论《春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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