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的整个完成过程分为三步：先有周公垂法，中有史官记录，后经孔子编修。所以孔子从思想到素材都不是原创，而是秉周公之志，承史官旧文（宋朝以前是"周孔"并称，宋朝以后才"孔孟并称"）。（Ⅱ）
顾亭林这是把杜预之说推而广之，既解答了"《春秋经》为什么开始于鲁隐公"这个问题，同时还弥合了一对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大矛盾。
--顾亭林上面的话里用到过这两个词：一是"述而不作"，二是"作《春秋》"。"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作《春秋》"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
之。孔子惧，作《春秋》。"两句话全是圣人之言，但是"述而不作"和"作《春秋》"这明显就是一对矛盾：孔子要么这一辈子什么都没"作"过，那也就根本没作过《春秋经》；要么孔子'作'了《春秋经》，因而"述而不作"之言并不符合事实。
（Ⅰ）[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四，"鲁之春秋"条：《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已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
（Ⅱ）[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如果忽略掉"今本《论语》的可靠程度"这一问题，那么，上述两句话的确构成了一对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而顾亭林这里却把这一对矛盾表述合情合理地给捏合在了一起了，还从中解说了鲁国国史的渊源。--可是，这是不是主观成分太多了些呢？而且顾亭林这样来解释"作《春秋》"，不等于就是"修《春秋》"吗？
顾亭林很快就遇到了反驳。同为大师级的人物阎若璩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是奥卡姆剃刀，但的确用到了这个办法，他从杜预出发来问难顾亭林：按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序》（熊逸按：即《春秋左氏传序》），都说周公垂法，孔子从而修之，何必要搞什么"起自伯禽、成于鲁国（Ⅰ）良史之手"这类说法呢？
顾氏说的在理，阎氏问的也在理。无论如何，看来这事也很难凿实了。当然，和其他前辈先贤的说法一样，顾亭林也许是对的，只是论据和逻辑尚不足以证实自己的说法而已。
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却有很多，还有说《春秋经》的发端取意于周天子不该给诸侯之妾送丧仪的，更有说这问题和周平王无关而是取意于周桓王的……（Ⅱ）
各个学说有兴起，也有没落，比如，随着汉朝的结束，"孔子作《春秋经》为汉朝预制宪法"的说法就肯定很难再找到市场了。那么，究竟谁说的对呢？有一个较近的答案取意甚妙，似乎也更为合情合理，即：《春秋经》的发端其实是和三桓有关。
孔子时代的鲁国正是三桓的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论语》里边就没少有这些记载，鲁国国君几乎被架空了，三桓当中又以季孙氏僭越至高权力，还曾经以天子之礼乐规格"八佾舞于庭"，搞得孔子说出那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名言。这所谓三桓即是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我在《春秋大义》里介绍过一段"君亲无将"和"缓追逸贼，亲亲之道"的原委，说鲁庄公、庆父、叔牙、季友这哥儿四个围绕继承权展开的一连串的生死恶斗，后来，庆父的后人别立宗族，称为孟孙氏（也叫仲孙氏），季友的后人就是季孙氏，叔牙的后人就是叔孙氏，又因为庆父这哥儿几个都是鲁桓公的儿子，所以孟孙氏、季孙氏、叔孙氏便被合称为"三桓"（Ⅲ）。--"三桓"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得自于鲁桓公的，而这位鲁桓公正是鲁隐公的弟弟，这两兄弟也曾因为君位继承问题很有过一番复杂的纠葛。那么，很容易理解的是：孔子如果想讲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想讲清楚鲁国的当代史，那就怎么讲也避不开三桓；而要想讲清楚三桓的历史脉络，就必须要从鲁隐公讲起--所以，《春秋经》才需要从鲁隐公开始。
（Ⅰ）[清]顾亭林/著，[清]黄汝信/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四，"鲁之春秋"条：阎氏曰：按杜元凯《春秋经传集解序》，便知《春秋》一书，其发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从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与成之古良史哉？又《左传·隐七年》"谓之礼经"杜注曰：此言凡例乃周公作制礼经也。
（Ⅱ）[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原春秋托始上"：近代先儒有以为天王不当下赗诸侯之妾，《春秋》因是而始，又或以为《春秋》为桓王而始不为平王……
（Ⅲ）[清]曹基《左氏条贯·纂要》：鲁三桓：僖元年，公子友败莒于郦（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而季孙氏始），四年，公孙兹侵陈（叔孙氏始），十五年，公孙敖救徐（孟孙氏始，亦曰仲孙）。
王树民即主此见："从隐公开始，既能说明三桓的由来，也正是鲁国近现代史的开端。孔子教授门徒，从《鲁春秋》中选用这一阶段作为历史教材，自然是合情合理的。" （Ⅰ）
王老师此解很是通透，处处圆融无碍，但有一个问题是，他的一连串的推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大前提的基础上的，即：《春秋经》无论是"修"（编纂）出来的还是"作"（创作）出来的，肯定是出自孔子之手。
王老师一开篇就说："《春秋经》为孔子所定，自古以来无异说。《春秋经》为依据《鲁春秋》修订者，也是无人否认的事实。"（Ⅱ）--但是，事实上，《春秋经》是否为孔子所定，自古以来绝非没有异说，《春秋经》是否为依据《鲁春秋》而修订出来的，也并非就是无人否认的事实。比如杨伯峻就曾斩钉截铁的语气大唱过反调："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Ⅲ）
虽然郭店竹简的出土似乎使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有了比较牢靠的保障，但具体到《春秋经》而言，这种关系是否超出了杨伯峻的这一描述，至今也没能凿实。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王树民的上述推论虽然新颖可喜，其基石却未必如他所断言的那样牢靠。即便我们能够确认《春秋经》确实是孔子所作，但王树民的解释还只能说是入情入理而已，却没有证据支持。
是的，对答案的评判不能只看它是否合理，因为合理的答案未必就是正确的答案。在若干个合理的答案之中，"更合理"或者"最合理"的那个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只按照理性行事，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所以才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俗话），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所有记载更不会毫无遗漏地告诉我们有关这一事件的所有环节。即便只看看最身边的人，我们恐怕也很难找到一段完全合乎理性的人生，不是吗？
事件常常是需要拼凑的，"合理"常常是存在缺环的，不合理的答案未必是不正确的，当然，答案总还是需要证据的。
一个不合理的答案就带着证据出现了。
风水轮流转，曾被王充狠狠批驳过的"《春秋》十二公为效法天数"的说法在两千年后又以崭新的面目重现江湖，当然，这回是带着证据来的。这个证据是两件青铜器：秦公钟和秦公簋。
张政烺从这两件青铜器铭文入手，阐述着"十二"这个数字在古人的眼里是如何意味深长的。张文题为《"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Ⅳ）大意是说：
（Ⅰ）王树民：《〈春秋经〉何以托始于鲁隐公》，《曙庵文史续录》（中华书局2004年第1版）。
（Ⅱ）王树民：《〈春秋经〉何以托始于鲁隐公》。
（Ⅲ）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前言之（二）"春秋和孔丘"（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5－16页。
（Ⅳ）张政烺：《"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版）。
秦公钟和秦公簋的铭文都有"十又二公"的字样，看来这是指秦国国君世系上的十二位先君，但这"十二公"到底是怎么回事，历来让人费尽猜疑。秦国的十二公和本文并无多大关系，有关系的是："十二"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张政烺引述了《左传·哀公七年》子服景伯的一句话："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大意是：周朝称王天下，制订礼制，其中规定了上等物品的数目不超过十二。）这话的背景是鲁哀公和吴国人的一次外交活动，当时吴国人提出的送礼的数额是牛、羊、猪各一百头，子服景伯认为凡事都该按规矩（礼）来，送礼送多少，周礼都有详细规定，而周礼对上等物品数量的最高定额就是十二，因为这个数字是"天之大数"。
十二为什么是"天之大数"，这很奇怪哦，如果说"九"或者"十"，甚至《周易》所谓的"大衍之数五十五"，这还都好理解，可为什么偏偏是"十二"呢？
杜预给《左传》这里作的注释是："天有十二次，故制礼象之。"大意是说：天有"十二次，所以制礼的时候对此予以效法。"张政烺解释说："'十二次'是天文学家的术语……古人认为岁星（即木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所在的位置叫作一次，故周天有十二次。但是，十二年绕天一周这个周期太长，一般人不会留心每年岁星怎样移动，十二次在非天文专业人员的头脑里不会形成一个概念，因此也就不大可能把它当作天之大数。古人最早知道的是一年有十二个月，十二是天之大数首先是从十二月来的。"
古人在现实生活中对"十二"这个"天之大数"的效法并不罕见，就连作衣服也要体现这个数字："《礼记·深衣》：'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从天子祭天之服，贵族闲居之服，到庶人的礼服，都要在十二这个数目字上做文章，这便是法天之数。"
还有一个重要线索正出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史记》当中--过去的学者大多认为《史记》的十二本纪在体例上是仿效《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可见司马迁是预先定下十二纪之数，然后再填充内容。《史记》十二本纪很难说是个合情合理的编排，比如，刘知几就曾认为《秦本纪》（自伯翳至于庄襄王）、《项羽本纪》应该归在世家，称本纪是自乱其例。这种"自乱其例"司马迁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他的也有他的难处：因为大原则是，"十二"这个数字是不能动的，本纪的十二个座位必须被填满才行，可历史人物哪能和人为规定的数字严丝合缝地一一对应上呢，司马迁不得已之下这才"自乱其例"的。
"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有学有识，为什么把《史记》全书的纲领搞得这么糟呢？这是受家学的影响--司马氏世为天官，星历是他家门的本行，世代薰染不易摆脱，本纪要有十二篇才足以显出神圣庄严，否则便不成个体统，法天之数是学者的职责，相反则成为街谈巷议的小说了。……十二是成数不能变动，内容不足则杂凑，如果多呢？则采取压抑的办法，以多报少。《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明白说'谱十二诸侯'，而内容是十三国……"
回到《春秋经》的问题，张政烺匡正王充之说："王充的精神是科学的，其所驳斥皆流俗经师之言，破除迷信建设新的精神文明，应当完全肯定。但是，要了解古代的历史却未必能见真相，因为古人（从孔子到何休）都是在迷信的圈子里长大的，怎么能使人他毫不沾染呢？所以我们的看法恰和王充相反，'春秋十二公'本来是法象天之大数……"
张政烺说的不错，虽然在我们现在来看，"春秋十二公"效法"天之大数"显然是形式主义严重了些，很不合理，但这种思想在孔子当时的社会上却是再平常不过的道理，即便在现代，媒体每年评选各个"十大"，难道大事和名人都那么齐整地正好每年十个？
那么，如果是为了凑数的话，孔子作（或"修"）《春秋》的难度应该比司马迁作《史记》要低一些，因为司马迁要在一个通史的框架里捏合"十二"之数，而孔子只要从自己所生活的鲁哀公时代往前数出鲁国的十二位国君即可--数到第十二个的时候，正好就是鲁隐公。这就是问题的答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