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
乍听之下还真是个很荒谬的答案，但是，对数字的附会，古往今来比比皆是，比如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为什么是一百单八将呢，因为这个数字是由三十六天罡加上七十二地煞之和。如果再追问三十六和七十二是怎么来的，大约还能追溯到五行理论上去（Ⅰ）。《周礼》描述官制，按天地和一年四季分为六大系统：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Ⅱ）
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通篇都在讲官制和数字的关系，这正（Ⅲ）是"天人合一"之一例，其中说到朝廷以十二臣为一个单位，效法的是一年有十二个月。--杨希牧曾经给董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一个非常现代性的定性："董氏可以说是中国甚或全世界学术史上最早从事宗教符号学研究，并最先使用现代所谓'符号'一词的一位符号学家。……该书（熊逸按：即《春秋繁露》）未尝不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符号学的论著。"（Ⅳ）看来董仲舒是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古装版《达芬奇密码》的主人公的。由董仲舒而至司马迁，我们在想到司马迁的家学影响之外，还得考虑到他曾经在董仲舒门下听过课的--这大概还能推论出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因为《史记》很难免会受到公羊学的影响，毕竟公羊学是当时的显学。（Ⅴ）
表－"十二次"，引自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所谓'十二次'，是古人发现木星十二年绕天区一周，就将天球赤道、黄道附近的一周天自西向东，以二十八宿为标志分为十二等分，用星纪、玄枵等命名，与国相对应，称为十二次。……有了这样的对应关系，古人就可以把天象与人事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Ⅵ）
这十二次名号古怪，最为人熟悉的除了"寿星"，恐怕就只有一个"大火"了--这就是"七月流火"的那个"火"。
（Ⅰ）闻一多、季镇淮、何善周：《七十二》，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国文月刊》卷22。
（Ⅱ）按：《冬官》内容失传，《考工记》是后来补缀上去的。
（Ⅲ）[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其以十二臣为一条，取之岁之度。
（Ⅳ）杨希牧：《中国古代神秘数字论稿》，《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引文见该书第639页。
（Ⅴ）参见：陈桐生《＜史记＞与春秋公羊学》，《文史哲》2002年第5期。
（Ⅵ）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版），第253页。原注：据《淮南子·天文训》、《汉书·律历志》与《周礼·春官·保章氏》郑玄注综合而成。
二十八宿：
斗牛女
女虚危
危室壁奎
奎娄胃
胃昴毕
毕觜参井
井鬼柳
柳星张
张翼轸
轸角亢氐
氐房心尾
尾箕斗
十二次：
星纪
玄枵
诹訾
降娄
大梁
实沈
鹑首
鹑火
鹑尾
寿星
大火
析木
国名：
吴越
齐
卫
鲁
赵
晋
秦
周
楚
郑
宋
燕
进而言之，这一类在数字上对自然的模仿如果关起门来看，既可以说是古人的迷信附会，也可以说是祖先们超卓而独特的智慧，但若能出门看看，就会发现此处如是，别处亦然。
--"正如亚理士多德在他的'雅典政制'中所述及的那样：'他们依一年四季之例结合为四部落，每部落又分为三区，共得十二区，有似一年的月数，这些区被称为三一区和胞族；每一胞族有氏族三十，有似每月的日数，每一氏族则包括三十人。'"（Ⅰ）
（Ⅰ）[古希腊]亚理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版），第3页。
人类学家也给了我们时代虽近、形式却古的另一番描述：
M·格里奥莱文章的结论也引出了同样的方法论问题。他简要地谈到需要对多贡人与博佐人的联盟进行解释，"因为在这种群体联盟制度中，双方享有共同权利，承担着对权利起补充作用的义务"。他在"多贡人抽象观念的基础中"找到了解释。"事实上，关于世界的起源，其标志一直就是事物的二元结合。世上万物都应是成双出现的。"因此，这是根据多贡人关于孪生的观念所作的个别解释。
两个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可以发现。最著名的例证是北美、南美、美拉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半偶族组织。描述这种两个群体联成一个社会的二元结合的最常用的方法是运用一对对立，如天与地、战争与和平、红与白、土与水、土狼与野猫、鹰与乌鸦。因此，其基本的观念是对立的统一，如赫拉克里特的哲学所表述的那样。在中国人的哲学中，则将其更精巧地表述为阴和阳；阳与阴是指男人与女人、白天与黑夜、夏天与冬天、积极与消极等等，他们断言，要构成统一与和谐（tao道），就必须使阴阳结合，如同夫妻之合，或冬夏之合为一年。（Ⅰ）
这种种说法，无疑都对我们思考"十二公"问题有些或多或少的启发。但反观张政烺的推论，其中显然也预设着这样一个前提：《春秋经》确实是孔子所作（或"修"）的，因为，如果《春秋经》只是鲁国一代代史官忠实记载下来的一部国史，又怎么可能如此巧合地呼应了这个"天之大数"呢？所以，必定是孔子按着这个思路来创作或者统筹编纂的。即便退一步说，《春秋经》并没有孔子的手笔，那也肯定有一位特定的作者或编者在。--这又是一个麻烦而且宏大的问题了。可以得到证实吗？等马上讲到"春王正月"的时候就会说到。
到目前为止，遗憾的是，对于"《春秋经》为何开始于鲁隐公"这个问题，上述所有答案（即便是带着证据的答案）都仅仅是一些"启发性答案"而已，终究缺乏铁证。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当然还有，而且很多，别看我这里已经讲了不少，其实还只是择其大略、挂一漏万罢了。历来解经著作之中，尤其以解读《易经》和《春秋经》的为多，原因何在呢？这问题四库馆臣最了解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说："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四库馆臣在筛选《春秋》类书目的时候，就感慨着历代相关著作以胡说乱讲的居多，但这些书数量又多，流传又广，既然"不能尽废"，就只好小心筛选了。（Ⅱ）
四库馆臣虽有他们的立场在，但这番话说的还算公允。所以，我在序言里说"夸张些来说，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绝不是我要故作什么惊人之语，这个意思古人就经常在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的那些话就比我说的要狠多了。
如果天塌下来，就先让纪晓岚顶着吧。
那么，话说回来，在这样多的前代著述和数不尽的精解与谬见之中，"《春秋经》为什么开始于隐公元年"这个问题的正解到底是什么呢？
前边用了千言万语来作解答，可其实呢，只要三个字就可以说清：不！知！道！
不错，这个《春秋经》的"开卷第一义"，直到现在也没有正解。
（Ⅰ）[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潘蛟、王贤海、刘文远、知寒/译，潘蛟/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25－126页）
（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六，经部二十六，春秋类一：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于世，其见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榖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传》事迹、《公羊》《榖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榖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予人为善，经典所述不乏褒词而操笔临文，乃无人不加诸绝，《春秋》岂吉网罗钳乎？至于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征、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别人没正解，我更没正解。当我在说前辈学者的解经之论未必就是正解的时候，并不意
味着我就能够给出正解。
当然，话要两说，一方面，虽然很多很多的解释都可以自成一说、言之成理，但合理的未必是正确的，而从逻辑上讲，只可能所有的答案都错，却不可能所有的答案都对，而且，很多答案究竟正确与否根本是无从验证的--也许将来有新的考古发现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另一方面，正如宋代学者李明复《春秋集义纲领》引杨时的话说：《春秋经》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明白到如同日月星辰一般，之所以会出现诸家歧义，是因为大家各以己意裁断经文，自己往歪路上走。其实呢，如果能把义理先搞明白，《春秋经》一点儿都不难懂。（Ⅰ）
期待考古新发现如同守株待兔，似乎不大可取，还是杨时说的好，等走通了义理这条路，也许《春秋经》里的任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当然，你是一切答案尽在掌握了，可别人信不信那还得另说）。
谁的话对呢？
我也不知道。但这重要吗？很多人都未必能够（或未必在意）去判断经学上的是非对错，但他们总是能够各取所需，也许这才是重要的。
《春秋经》的"开卷第一义"虽然只能这样不了了之，但由此倒可以讲讲我自己的"开卷第一义"了。
经典的读法有很多种，最省心的读法大约要算"只读一种版本"了。比如，我只读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凡是陆淳说得言之凿凿的地方我自然很容易信以为真，以后遇到不同的说法也很容易轻易斥之为错，简单快乐的人生就是这样开始的。现在想想，"《春秋经》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对这个问题，看的资料越多，也就越是不敢下结论了。
这正是我自己阅读经籍的一个体会：读的越多，懂的越少。
当然，"感悟"也是一种读法。禅门公案当中不乏有禅师因为听了艳词而悟道的事迹，在这里，艳词作为包涵着某种确切涵义的具体文本，其真实的语义反倒变得无关紧要了，心意所至，完全可以信马由缰，得到自己的"正解"。读经也是一样，举个小例子：《左传·宣公十二年》讲到"止戈为武"，这是说"武"字的造字是由"止"和"戈"两个部分构成，涵义是"停止干戈才是真正的'武'。"一个简单的中国字里竟然蕴涵着如此深刻的哲理，这哲理曾经让很多人都心生"感悟"，对社会与人生于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出处是《左传》，既古老又权威。是呀，这都很好，惟一的缺憾是：对"武"字的这种解释很可能是错的，从《左传》就搞错了。（Ⅱ）
（Ⅰ）[宋]李明复《春秋集义纲领》：杨时曰：《春秋》昭如日星，但说者断以己意，故有异同之论。若义理已明，则《春秋》不难知也。
（Ⅱ）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10页，傅根清导读：如在"会意"下，许氏所举的例子是"武"、"信"。唐兰先生说："'止戈为武'，见于《左传》，'人言为信'，见于《榖梁》，似乎是很有根据的。但从现在的眼光看，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古文字只有象意，没有会意。象意字是从图画里可以看出它的意义的。'武'字在古文字里本是表示有人荷戈行走，从戈行的图画，可以生出'威武'的意义，从足形的图画里，又可以看出'步武'的意义，可是总不会有'止戈'的意义。"
追求"经世致用"也是一种读法。虽然早已不是古代社会了，但"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类的豪言依然让很多人心向往之--尽管这句话的来路不大可靠，尽管安邦治国和熟读经书之间到底存在着几分因果关系也很难说。不错，是有过满腹经纶的人出将入相的例子，可大字不识的人还有当皇帝的呢。所以还是那两句老话：个案说明不了普遍性；两件前后发生的事也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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