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王"，接受的是老天爷的委任。那么，按照公羊理论，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春王正月"的"王"自然该是周文王。清代公羊家庄存与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接受老天爷委任的那位王（受命王）叫做太祖，太祖的接班人叫做继体。所谓继体，是继承太祖的意思，不敢说自己的王位也是受之于天，只能说是受之于太祖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连周武王那样的圣王都要归命于周文王而不敢自专，何况后世子孙呢？从文书诰命到政治体制，都打着周文王的旗号，这才是尊祖、尊天地的道理。（Ⅲ）
（Ⅰ）[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一引《字林》：王者天地人，一贯三为王，天下所法也。
（Ⅱ）[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子尝曰："文王既没，文不再兹乎？"盖治《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为时王之正月。周之东迁，时王不能颁月久矣。且如左氏说，襄公季年归余再失，哀公之世界大火东流，鲁历未必尽合周历，而《春秋》强据鲁史正月号称时王之正月，不亦诬乎？
（Ⅲ）[清]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一：公羊子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闻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曰继体。继体也者，继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受之太祖也，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继文王之。
庄存与并不是一个求实风格的学者，但他举的这个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倒很贴切，和（Ⅰ）《论语》里边"父亲死后，儿子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算孝顺"的说法也是比较合拍的。周文王是周人的受命王，把受命于天的那一年定为元年，积极筹备克商大业，可到第七年的时候，壮志未酬身先死，儿子周武王继位。但周武王并没有改元，而是把自己继位的这一年称为八年，行军的时候也带着周文王的灵位（木主），这都是在强调自己对周文王的"继承"。庄存与的解说就是从这层意思而来的，被抽象出来的道理就是"尊王、尊祖、尊天地"。
再来看看《公羊传》的这则春秋大义：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看似很牵强，但在先秦的宗法社会里，这么说是一点儿都不错的。所谓宗法社会，宗统就是君统，家就是国，家长就是国君，这都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和秦汉以后那种皇帝制度的家天下迥然不同。
《春秋经》一经三传都是诞生于宗法社会的，而随着社会从宗法进入专制的转型，旧概念不再适应新社会了，于是，就像在很多社会转型期都会发生的那样，旧概念的字面本身被原封不动地沿用了下来，其内涵却已经被偷偷地换掉了。所以，在汉武帝打匈奴的那个例子里，《公羊传》的九世复仇理论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其实并不适用，汉武帝派出去为自家先祖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人绝大多数并不是汉朝刘家血缘上的亲属，也不是在汉朝享有政治权利的国民。换句话说，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既不是作为亲属在为家族复仇，也不是作为享有政治权利的国民在为国家复仇，只不过奴才在为主子复仇而已，尽管奴才为主子复仇有些时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的奴才的利益。
那么，从齐襄公九世复仇来看"国、君一体"的春秋大义，下面这两句话性质一样吗：
（1）"什么是齐国？齐襄公就是齐国。"
（2）"什么是大清国？老佛爷就是大清国。"
"春王正月"的这个"王"字，在"事实正确"的层面上不过是个训诂之争，而在"政治正确"的层面上却关乎国本。回顾庄存与对《公羊传》的这段解读，就文本论文本可以说大体无误，但在清朝的社会格局之下有没有偷换概念之嫌呢？况且，即便庄存与对《公羊传》的解释准确无误，但《公羊传》对《春秋经》的解读也是准确无误的吗？"春王正月"的"王"当真指的是周文王吗？
如上所述，如果说是周文王，既符合历史背景，也符合逻辑推理，但符不符合事实就不好说了。现在的金文证据很多，有"王正月"、"王五月"等等，从商朝就这么写了，而且所谓"王"也不一定都是周天子，有楚王，也有晋王，大家各用各的历法，不一定都遵从周天子的。（Ⅱ）
那么，有两点可以推断：一，"王"字由来已久，很难说是孔子的特笔；二，不管楚国体也者，武王有明德，受命必归文王，是谓天道。武王且不敢专，子孙其敢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地也。
（Ⅰ）《论语·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Ⅱ）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0－11页。
和晋国怎么搞，鲁国还是奉行周天子的历法的，所以，《春秋经》里的"王正月"，指的应该就是当时周朝中央政府所制订的历法中的正月。那么"春王正月"这四个字的断句也就应该是"春，王正月"--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当中的《春秋》三传就都是这么断句的。
"春王正月"四个字为历代学者所重，由此而阐发出来的春秋大义难以计数，不同解读之间的辩难更是在所多有，甚至就为这四个字还有专著出现，即明代张以宁的《春王正月考》，可见这有多重要。
但是，无非是周历正月而已，有那么重要吗？难道这里边还有什么政治意义吗？
这还真是不易被现代人理解的一个问题。好比说，无论世界各地，无论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2000年1月永远是2000年1月，在哪儿都一样。但古时候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习惯是：不同的政权有不同的历法，如果是同一个国家，一旦改朝换代，不仅年号要变，就连月份也要变，比如把原来的十二月变成现在的一月。孔颖达说：所谓"王正月"，王者改朝换代，必然要改用新历法和新年号，好让大家耳目一新。按照老说法，夏代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殷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周代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这个说法虽然不是"事实正确"，却先后赢得了"义理正确"和"政治正确"，并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所以历法的正朔不同，至于服色，《礼记·檀弓》说："夏代以黑色为贵，殷商以白色为贵，周代以赤色为贵。"（Ⅰ）
所谓建子、建丑、建寅，先说说子、丑、寅：这是十二地支里的前三位。古人用干支记时，无论年、月、日、时，都用这套干支系统来记录，就如同我们现在无论年、月、日、时，都用阿拉伯数字来记录一样。建子的"子"可以大略理解为月份的名称，十二个地支正好是十二个月，子就是夏历（农历）的十一月。《说文·子部》："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这是说"子"是从"万物滋生"的"滋"同音相转而来的，但考诸甲骨、金文，"子"应该是一个象形字，本义应是"幼儿"。
《礼记·月令》"仲冬之月"，郑玄注释说："仲冬者，日月会于星纪，而斗建子之辰也。"这就讲到"建子"，而"建子"之前有个很重要的字："斗"。
（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故《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郑康成依据纬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变。如孔安国以自古皆用建寅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无明说，未知所从。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
这个"斗"指的是北斗星，北斗七星像一个大勺子围绕着北极星转圈，一年转一圈，古人以此记时，于是有"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的说法。那么，如果把东西南北的四大方位再细分一下，联系上文讲过的"天有十二次"，或者按现代的说法想像一下黄道十二宫，把斗柄所的指向的方位分成十二份，每一份以一个地支表示（比如"子"或"丑"），代表一个月，斗柄的指向就叫做"建"，如果斗柄指向"子"，就叫"建子"，周历就是以"建子"作为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一旦改朝换代，这些都得跟着改。--这是古代的一种主流解释，异议也是有的，比如祖冲之就很
怀疑这种说法，但我就不扯那么多了。（Ⅰ）
的确，历法在古代既是一个生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改朝换代之后如果你还坚持奉行旧朝代的正朔，这是最让统治者忌讳的，也是前代遗民表达孤忠的一种方式。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所谓正朔，"正"就是正月，一年的第一个月，"朔"就是朔日，一个月里的第一天。所谓建寅之月、建丑之月、建子之月，分别是现在的农历正月、十二月和十一月。孔颖达的意思是：夏朝本来是以现在的农历正月作为正月的，殷商改朝换代，把夏代历法的十二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周人改朝换代，又把殷商的十二月（也就是夏代的十一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夏商周这三代不同的正月被后人称作"三正"。
"三正"的说法来源很早，在《尚书·甘誓》里就有记载了。《甘誓》据说是大禹或夏启在一次军事总动员上的训话，其中说到敌人有扈氏很坏，他们"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和"三正"对举，意思似乎是很明确的，所以直到宋代，对于"五行"，经学家们都没觉得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从元代以后，异说才开始出现，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夏朝那时候还没有出现相生相克那种意义上的五行观念，这个"五行"，专家们或者说是五种基本的物质分类（就好比我们把物质分为固体、液体和气体一样），（Ⅱ）或者说这就是"天道"（Ⅲ），或者说这是指"五行"的本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Ⅳ）
对"三正"的解释从汉朝就有分歧了。《尚书大传》把"三正"解释为"三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稍后再作解释）；马融解释为"建子、建丑、建寅"，是为"三正"；郑玄则说"三正"是"天地人之正道"。
如果取《尚书大传》和马融的说法，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如果每次改朝换代都要这么变一下，历史纪年还不变成一锅粥了，非把历史系学生折磨死不成？
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正朔并不会永远这么变下去，并不会令人无比头痛地从"三正"最后变成"十二正"，而是事不过三--一种说法是：正月只在建寅、建丑、建子这三者之间反复循环；另一种说法是在夏代以前一直是建寅，到殷商革命才有建丑，周人革了殷商之命才有建子。（Ⅴ）
当然，即便是事不过三，仅仅是"三正"而不是"十二正"在循环反复，这也够让人头疼的。好在这种理论并没有随着改朝换代而被严格采用。在唐代肃宗以前，建寅、建子确实被改过若干次，《史记》和《汉书》还曾因此而对历史记载做过追溯性的修改，而从唐肃宗上元三年（762年）以后，以建寅为岁首就一直被沿用下去了，直到清末。（Ⅵ）
（Ⅰ）参见[清]孙星衍《问字堂集》卷二"斗建辨"。
（Ⅱ）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45页。
（Ⅲ）李一民：《〈甘誓〉所反映的夏初社会--从〈甘誓〉看夏与有扈的关系》，《〈尚书〉与古史研究》（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年第2版）。
（Ⅳ）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版），第869页。
（Ⅴ）[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郑康成依据纬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变。如孔安国以自古皆用建寅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无明说，未知所从。
（Ⅵ）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640－642页。
作为政治哲学的"三正"之说影响深远，但作为事实的"三正"之说却未必是那么板上钉钉。深究一下的话，又会发现歧义纷纭，莫衷一是（Ⅰ）。对于《尚书·甘誓》里那个文献上最早的"三正"记录，学者们早就产生怀疑了。到了现代，有人把"正"解释为"政"，意为政治措施（李一民、金景芳、吕绍纲），也有解释为长官的（刘起釪、于省吾），但无论取哪种说法，"建子、建寅、建丑"的旧说已经可以被废弃掉了。
其实，当初古人心里就不是很有谱的，更让人头疼的是，即便是一个对圣人典籍毫无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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