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的人，对这个问题也难免会产生一丝怀疑。--宋人吕大圭《春秋或问》在面对"春王正月"到底是建子还是建寅的问题时，首先便来了这样一句感慨："此千百年未决之论也。"至于为什么千百年一直悬而未决，吕大圭说：如果持建子之说，那就会与《诗经》、《尚书》的相关记载合不上拍，如果取建寅之说，又会和《周礼》、《春秋》、《孟子》合不上拍。这些书全是圣人经典，说谁错都不合适。（Ⅱ）
时至现代，技术手段比古人强得多了，对"三正"的考据虽然还是充满异说，但总算进了一步。以殷历而论，殷正应该建丑，可根据常玉芝从甲骨卜辞的考证，殷历的一月该是夏历的五月（Ⅲ），或如郑慧生"殷正建未"说（Ⅳ），认为殷历一月该是夏历六月，或如张培瑜、孟世凯"殷代岁首不固定"的说法（Ⅴ），也距离"建丑"不太近。
历法这东西专业性很强，董作宾就说："我们历史上，称'寅正'、'丑正'、'子正'，并不是可以随便命名的，不能说我们可以随便把一次月亮从朔到晦叫它一个名字，"这里边还牵涉着节气等等问题（Ⅵ），我还是简而言之好了：如果想在感性上有个大概的认识，周历和夏历，我们大体可以将之理解为现在的公历和农历，其间的差异大约也就是现在公历和农历的差异。（Ⅶ）历法在古代是件大事。杨伯峻说："相传周王朝于每年末颁明年历书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Ⅷ）
杨老师还在他的《论语译注》里解释"告朔之饩羊"的时候详细讲过个中原委："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这历书包括那年有无闰月，每月的初一是哪一天，因之叫'颁告朔'。诸侯接受了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便杀一只活羊祭于庙，然后回到朝廷听政。这祭庙叫做'告朔'，听政叫做'视朔'，或者'听朔'。"（Ⅸ）
（Ⅰ）殷崇浩：《〈七月〉之历探》，《文史》总第15辑，第180，182页：先秦时代，多历并存，除六历（黄帝调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而外，还有其他古历……然而对于这众多历法的认识至今仍然是模糊的。在汉代，学者们基于它们之中的夏、殷、周三历在春秋战国时并用的情况，弄出了一个三正的理论……并没有科学上的根据。……汉代学者之说，一直未被学术界认可。唐朝的司马贞也有一说，他认为殷人之历为建子之历，亦不过一家之说而已。殷人的历法到底如何，有待探索。
（Ⅱ）[宋]吕大圭《春秋或问》卷一"春王正月"条：或问："王正月之说，建子之月乎？建寅之月乎？"曰："此千百年未决之论也。以愚观之，以《春秋》考《春秋》足矣。大抵从建子之说，则与《诗》、《书》不合，从建寅之说，则与《周礼》、《春秋》、《孟子》不合……"
（Ⅲ）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69页。
（Ⅳ）郑慧生：《殷正建未说》，《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
（Ⅴ）张培瑜、孟世凯：《商代历法的月名、季节和岁首》，《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版。
（Ⅵ）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第643－644页。
（Ⅶ）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第1版），第378页：今仿欧美用阳历，略在冬至后十日改岁，犹周正也。阴历合于农时，今亦谓之农历。
（Ⅷ）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6页。
（Ⅸ）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版），第29页。
杨老师的这个解释属于若干解释中的一种，钱穆还曾推测说："盖周自幽厉以后，即已无颁告朔之礼，畴人弟子分散，鲁秉周礼，自有历官，故自行告朔之礼也。"（Ⅰ）（"畴人子弟"即周王室负责历法的专人，钱穆此说应是出自《汉书·律历志》。依《汉书·律历志》所说，应该存在着五种历法，尤其令人疑惑的是：其中既有《周历》，也有《鲁历》。（Ⅱ））
杨老师说"相传"，钱老师说"盖"，语气都不那么肯定，但无论依据他们当中谁的说法，，周王室颁布的历书和秉承周礼的鲁国自定的历书上，肯定都是建子之月的所谓"周正"，即以夏历十一月作为自己的正月。"王正月"自然也就意味着这是周正的正月，意味着鲁国奉行的是周王室的历法。
金文中的"王正月"并不罕见，比如官鼠窜▓【造字：上"木"下"又"】父鼎："唯王正月既死霸乙卯……"（Ⅲ）散季簋："唯王四年八月……"（Ⅳ）等等。杨伯峻考察两周的青铜器，说西周的器皿大多是王朝卿士所作，记录日期多用"唯王某月某日"这种说法，而东周器皿大多是诸侯巨族所制，有些就用自己诸侯国内部的历法而不用周正，比如鄀公簋的铭文说："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表明自己用的是自家诸侯国内的"鄀正"而不是周正。鲁国是和周王室最为亲近的诸侯国，一直奉行周正，整个《春秋经》所载的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从来都用周正，只是当时推算历法的技术手段还不够高明，所以些误算之处。（Ⅴ）
杨老师说得不错，通观《春秋经》全文，确实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一直奉行周正不辍。但是，杨老师这个立论的基础是：《春秋经》是历代鲁国史官共同记录的作品，其间并没有孔子的手脚。是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上述立论才是成立的，而如果《春秋经》真是孔子或"作"或"修"过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时间记录上的统一性其实是孔子（或其他什么人）加工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赵伯雄便是站在杨伯峻的对立面上，他的《〈春秋〉记事书时考》对《春秋》的历法问题给出了周密的论证。（Ⅵ）
赵伯雄认为，周人改正朔，不但改了岁首，也改了月名，以前的夏历十一月在《春秋》里被称为正月，其他月份依次类推，是谓"改月"，这在先秦其他文献当中是可以找到证据的。比如《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初见梁襄王，说他"望之不似人君"那段："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这是说如果七八月之间天气干旱，禾苗就会枯槁，但是，如果是农历（夏历）的七八月，禾苗已经接近成熟了，都快该收割了，这时候就算天旱也无所谓了。那么，反推一下，什么时候禾苗才最需要雨水、最害怕干旱呢？是农历的五六月。而周历的七八月正好就是农历（夏历）的五六月。所以，孟子这里说的"七八月"应该就是周历的七八月。
《左传·昭公十七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这是说大火星的出现按夏历是在三月，按商历是在四月，按周历是在五月。这话就说得相当明确了。
（Ⅰ）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第1版），第67页。
（Ⅱ）《汉书·律历志》：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
（Ⅲ）《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7页。
（Ⅳ）《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60页。
（Ⅴ）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6页。
（Ⅵ）赵伯雄：《〈春秋〉记事书时考》，《文史》2006年第3辑，第5－14页。
"改月"倒也不会给实际生活造成多大障碍，比如我们现在使用公历，相对于农历来讲不但改月，而且改日了，但大家还都照旧生活，没多少人会觉得这有多大的不变。然而，如果季节的说法也跟着变了，那麻烦可就大了。--《春秋经》恰恰就存在这个问题。
《春秋经》在月份之前往往冠以季节之名，比如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就是说："鲁隐公元年，春天，周历的正月"。但是，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可夏历十一月无论如何也不该算是春天吧？本来按夏历的划分，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一改成周历，居然还是一、二、三月是春天……这么排下来的，这一改月份，连季节也跟着改了。古人称季节为"时"，所以把这一改动称为"改时"。可是，如果季节当真被这样改动了，这要给农耕社会带来多大的困扰啊。所以，如果《春秋经》的时间记录当真是鲁国一代代史官忠实所记，如果鲁国当真奉行这样一种不但改月、而且改时的历法，这实在难以想像。
考察西周及春秋的其他文献，会发现那时人们所说的春夏秋冬完全是本来意义上的（即夏历的）春夏秋冬，丝毫没有"改时"的迹象，而能够证明存在"改时"的例子却一例也找不出来。赵老师的结论是：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倒是有的，但绝对没有"改时"。
赵、杨的分歧于此可见。杨伯峻说："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Ⅰ）际时令相合。《春秋》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而赵伯雄的意思却是：《春秋》之"改时"，既在实际生活中匪夷所思，考之典籍则当属子虚乌有，《春秋》之四时不合于实际时令，这是为什么呢？--这就牵扯出《春秋经》作者的问题了，杨伯峻曾经从文本比较来作分析，认为《春秋经》就是鲁史原文，并不存在孔子的手笔（Ⅱ）；而赵伯雄则从时间记载入手，分析出《春秋经》必然经过某人有意识的统筹。
杨伯峻列举了多条材料证实《春秋经》只是鲁史原文，比如（1）孔子明知史书有误而不订正；（2）《论语》里对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只字未提；（3）《春秋经》前后体例有不统一的地方，不像经过统一编纂；（4）被认为孔子亲手修订的文字在晋国史书里竟然也是一样写的……这些材料虽然说服力很强，但要把立论凿实似乎还不足够。比如，（1）孔子明知史书有误而不订正，可能只是一时一事之论，再说人到底是会变的，我们不能因为看到孔子三十岁那年立誓戒烟的史料就认定他五十岁抽烟的史料为伪--如果换我自己，早饭前立誓戒烟，早饭后吞云吐雾，这绝对是不能互相证伪的；（2）《论语》没提并不意味着事情一定没有，也许是竹简脱落，也许是在后人的编纂过程中被人为删削，也许孔子根本就不愿意多提这事（他觉得私家修史有僭越之嫌）；（3）《春秋经》前后体例不统一，也许是孔子没改完全，也许是他粗心大意，也许是隐含着什么微言大义而特意留下破绽等待后人发掘；（4）被认为孔子亲手修订的文字在晋国史书里竟然也是一样写的，有可能孔子对鲁史原文只是部分加工而非全部改变，和其他诸侯国史雷同的地方恰恰就是孔子沿用鲁史原文的内容……
（Ⅰ）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6页。
（Ⅱ）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5－16页。
总之，杨伯峻要论证孔子修《春秋》其事必无，这件工作是费力不讨好的，就像要证明世上不存在黑天鹅一样，就算找出了大量的证据，发现世界各地只有白天鹅、蓝天鹅、黄天鹅，但是，只要有人找到一只黑天鹅，仅仅一只，原先的立论就岌岌可危了。
赵伯雄的手法就是去寻找那"一只黑天鹅"。
赵伯雄认为，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倒是有的，但绝对没有"改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春秋经》里实实在在地记载着不合于实际时令的"春正月"、"夏四月"又该如何解释呢？赵伯雄考察西周及春秋金文中记载时间的语句，归纳说：所记不外乎四项时间因素：年、月、月相、日，金文记载时间的语句中既有只包含这四要素中之一二的，也有四项俱全的，但绝无一例是"时"（季节）与"月"连在一起的。即以文体与《春秋经》最为相近的《古本竹书纪年》而论，其中也绝无这种例子，"可以确知'时'与'月'连书的现象其实出现得很晚，应当说是战国时某些人的习惯，因此，今所见《春秋》中的'时'、'月'连书，不会是当时史官的原始记录，只能是后来整理者要表达某种理念的有意安排"。
对于古人记录时间的书写习惯，杨伯峻曾举商鞅量的铭文为例，铭文上有"冬十二月乙酉"的字样，还有越王钟铭等两例，说明战国时代记时不但季节和月份连书，季节还被细分（如孟春、仲春、季春）。
但是，杨伯峻举的是战国的例子。关于这个商鞅量，洪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