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在1937年的《春秋经传引得序》也曾提到。洪业说：最近金石学很热，两周青铜器铭文被释读了很多，从铭文来看，写了年、月、日、辰的多达上百，可写着季节的却只有一个，就是商鞅量。而商鞅量在时间上要晚于《春秋经》一百三十多年。那么，《春秋经》从头到尾季节记录规规矩矩，这些记载（Ⅰ）"既不符于时令，复非出于旧史，故曰：增窜之迹，甚可疑也。"
从洪业到赵伯雄，对这个看似细小问题的深入考证其实是在牵涉着有关《春秋经》身份的一个根本问题：《春秋经》到底是鲁国一代代史官积累下来的鲁史旧文，还是出自某人之手，或者经过某人统一的加工整理？
的确，"王正月"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而"春王正月"却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古代经师也多有人以为这个"春"字是孔子所加（比如朱熹、王应麟）（Ⅱ），表达着某些难以言传的深刻涵义。
郭沫若曾在《金文所无考》中归纳了一些古文献中常见而金文中却绝无发现的内容，举其大者列了八项，说这些是有助于判断文献真伪及其时代先后的重要参照。八项中的第一项就是"四时"。（Ⅲ）
（Ⅰ）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
（Ⅱ）[宋]朱熹《答张南轩书》：以《书》考之，凡书月皆不著时，疑古史记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
（Ⅲ）郭沫若：《金文所无考》（《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22页）：金文中记年月日辰之例极多，记时之例仅一见，秦"商鞅量"是也。……另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5－6页）：考之卜辞、西周及春秋彝器铭文与《尚书》，书四时者，彝铭无一例。然《诗·小雅·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则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际时令相合。《春秋》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
这样看来，"春王正月"的"春"字为后来的某位作者或整理者所加，似是个呼之欲出的结论了。那么，前边王树民和张政烺对"《春秋经》为什么开始于鲁隐公"那个问题的推断也就获得了自己的一个坚强的大前提。
那么，由此稍稍推论一下，假定这位"某人"真的存在，他可就是传说中的孔子吗？赵伯雄说："通过对'书时'一事的考察，感到还是应该承认《春秋》确曾被人整理加工过，至少书中的'时'应该是后加上去的。那么是谁加上去的呢？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孔子；退一步讲，即使不是孔子，也应该是孔门的弟子或后学。但要完全落实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证据，目前暂时还无法做到。不管怎么说，《春秋》一书最初作为原始的史册，应该是没有那样严格的记'时'的；而此书作为儒家的经典或者教材来被人钻研讲论的时候，已经是严格地按照规则书'时'了。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种思想和理念存在。"
话是在理，但是，细想一想，如果按赵老师的说法，这位"某人"就是孔子或孔门后学的话，随即便又出现了两个疑问：一是：孔子的时代是否太早，早到不会习惯"春王正月"这种语法；二是《论语·卫灵公》里有这样一段话："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颜渊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用夏朝的历法，坐商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关于"行夏之时"，杨伯峻注释说：周历"虽然在观测天象方面比较以前进步，但实用起来却不及夏历方便于农业生产。就是在周朝，也有很多国家仍旧用夏朝历法。"（Ⅰ）钱穆说："孔子重农事，故主用夏时。"（Ⅱ）
这样看来，孔子分明是主张用夏历的，或者至少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主张使用"夏时"。那么，他又怎么会在《春秋经》里从头到尾地去"改时"呢？即便要改，也应该把周正改成夏正，以此来体现自己治理国家要"行夏之时"的政治理念呀。--是的，如果按赵伯雄所说"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种思想和理念存在"，那也该是统改为夏时才对呀？
"行夏之时"的这个问题，古人早就想到了，尽管他们所想的并不是我现在所疑惑的这层意思。宋人胡安国在他那部有"《春秋》第四传"之地位的《春秋胡氏传》里提出了一个"以夏时冠周月"的说法，认为《春秋经》虽然改月，却没有改时，记月份用的是周历，记季节用的是夏历，这一点倒是和赵伯雄遥相呼应的。胡安国解释说：孔子告诉颜渊治国之道说"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说"春王正月"，孔子这是说到做到呀。至于有人提问说："改正朔乃是天子之事，孔子虽然是圣人，但无论如何他也没做天子，他凭什么在《春秋经》里给人家改正朔呀？"话是这么说，不错，但人家孔子一方面"以夏时冠周月"来垂法后世，一方面又依据周历记事来表示自己不在天子之位而不敢擅自改变正朔。这之中的道理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哦。把"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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