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加于"正"字之前，正如《公羊传》所谓是"大一统"的缘故啊。（Ⅲ）
（Ⅰ）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版，第164页）
（Ⅱ）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第1版，第378页）
（Ⅲ）[宋]胡安国《春秋传》：按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书王正月，见周之正朔犹行于天下也。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为岁首，则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何哉？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或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徳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其旨微矣。加王于正者，公羊言大一统是也。
胡安国这个议论并非无源之水。早在唐代，大史家刘知几在《史通》里就说《春秋》用夏正，但说法太超前，当时没什么人信，及至宋代，程颐大谈"行夏之时"，因为他是一代儒宗，影响力很大，他这说法一出，很快便应者如云。等这些历史铺垫都做好了，这才有胡安国借势而行，把程颐的新说又推进了一步，社会上也是因为有了上述的那些历史铺垫，一些人便也很轻松地接受了这个胡氏新理论。
但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胡安国努力弥合"行夏之时"和"春王正月"，虽然用力勤勉、精神可嘉，但说服力还是稍嫌不足。这倒不是说"夏时冠周月"这个历法很怪，不合常理--其实是很合常理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以夏时冠公历月"的，没人会认为公历的一、二、三月应该是春天。但有些古人的脑子是很难转过这个弯来的，于是胡安国此说一出，赞同的也多，争议的也多。朱熹就觉得孔圣人不可能把一部编年史编成这种古怪体例，况且孔子属于周朝治下，哪有改变周朝正朔之理？黄仲炎质疑说："以夏时冠周月"这对孔子来说可属于变革当时的王制，孔子一生都在反对僭越礼制，他自己如果这么做，那可算是大大的僭越了，所以这事怎么想怎么都不可能（Ⅰ）。至清人徐文靖详考历法，力驳胡安国之非，而反方尤为可观者是辨伪大家崔述的《三代正朔通考》（Ⅱ）。
"行夏之时"暂时放在一旁好了，至于"王正月"说的是周历正月，这点倒可以基本确定，此中的考据问题虽有解决，但微言大义的疑问可真困惑过不少前人。如前所述，公羊学开宗大义便讲"黜周王鲁"，但是，如果"王正月"说的是周历正月，又如何体现"黜周王鲁"呢？
刘炫曾就这个问题问难于何休，说：你说"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新王接受老天爷的委任，必定要改正朔，如果按你的说法，鲁国纪年被称为"元年"，这就意味着天命抛弃了周王室而降临鲁国，意味着鲁国不再屈尊于周天子之下了，那鲁国自当改正朔才对呀，为什么仍然奉行周历呢？你这不是自相矛盾么？（Ⅲ）
刘炫的质疑是相当有力的，而当初《公羊传》解释《春秋经》为什么要写"王正月"（周历正月），说其目的是在于"大一统"。
（Ⅰ）[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五：朱子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阖精神。又曰：《春秋》是鲁史，合作时王之月。又曰：夫子，周之臣子，不改周正朔。黄仲炎曰：孔子因颜渊之问有取于夏时，不应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国氏谓《春秋》以夏时冠月而朱熹氏非之，当矣。孔子之于《春秋》，述旧礼者也，如恶诸侯之强而尊天子，疾大夫之逼而存诸侯，愤吴楚之横而贵中国，此皆臣子所得为者，孔子不敢辞焉。若夫更革当代之王制，如所谓夏时冠周月，窃用天子之赏罚，决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将以律当世之僭，其可自为僭哉？[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时令表》：朱子曰："刘质夫以春字为夫子所加，但鲁史本谓之《春秋》，则似原有此字。"又曰："文定说夏时冠月，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据《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则周初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只是为他不顺，故欲改从夏之时。"又曰："夫子，周之臣子，《春秋》是鲁史，决不改周正朔。"
（Ⅱ）[清]崔述《三代正朔通考》，《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89－495页。
（Ⅲ）[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刘炫又难何休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鲁得称元，亦应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托王于鲁，则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托王改元，是妄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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