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大略都是一回事。如果《春秋经》真是孔子写或编的，如果《春秋经》真有这层意思在，那么，说孔子大逆不道、心怀僭越，还真不算过分。
难道，大圣人孔子竟然是一个叛乱分子？而且，叛乱分子写的书也很可能是煽动叛乱的书吧？煽动叛乱的书也可能成为圣经吗？
退一步说，就算"素王"这个头衔是后儒封的，并没有经过孔子本人同意，但"王鲁"无论怎么解释都是目无周天子的，可这岂不是和孔子一贯"尊王"的政治理念悖离了么？就算眼睁睁看着周道日衰，难道就可以另立炉灶、再竖大旗了么？
公羊义理在这点上还真是没少受人责难的，也没少刺激过保守派、激励过改革派，但这条义理却很可能是从一个错别字上诞生出来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用的词不是"王鲁"而是"据鲁"，《史记索隐》的注释是："言夫子修《春秋》，以鲁为主，故云据鲁。"答案很朴素，因为孔子是鲁国人，所以写书的时候以鲁国为本位，比如称呼鲁国为"我国"，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回过头再来看看《公羊传》，其中既没有"以《春秋》当新王"的提法，也没有"王鲁"这个词，看来这概念怕是董仲舒、何休他们自己搞出来的。可是，这二位都是当世儒宗，总不能为了义理正确而不顾证据和逻辑吧？
及至现代，陈思林考证这个问题，认为这是被错别字害的："王鲁"原本应该是"主鲁"，而"主鲁"就是以鲁国为主、鲁国本位的意思，也即司马迁所谓的"据鲁"。在古代文献里，（Ⅰ）"主"和"王"两个字很容易讹误，这一点之差，便凭空生出了一条春秋大义。
（Ⅰ）陈思林：《〈春秋〉和〈公羊传〉的关系》，《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如果这样的话，这则春秋大义的发展脉络就是：先是"据鲁"或"主鲁"，"以我们鲁国为'主'"，然后因为错别字的关系变成了"以我们鲁国为'王'"，然后又变成了"以鲁隐公为第一任接受老天爷新一轮委任的新王"，然后又变成了"以孔子为王"，以三统理论来看，就是"三统轮流转，今年轮到鲁隐公（或者轮到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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