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曾经派人找到了周王室的后人姬嘉，学习周武王封三恪的作风封姬嘉为周子南君。到汉元帝的时候，又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地位仅次于诸侯王。周王之后算是安置好了，可既然要"存三统"，还得找出另外那一统的后裔。大臣们便撒下海网，四处寻找殷商的后人。
可是，为什么要找的是殷商的后人呢？如果按照"存三统"的原则，汉朝要安置的另外两统该是汉朝的前朝和前前朝，也就是秦朝和周朝，可为什么不去找秦始皇的后人，却要寻找殷商之后呢？--这问题我在《春秋大义》里有过介绍，秦朝因为国祚太短，就被忽略不计了。当然，这不刨除汉朝学者们存在着为符合理论而修改事实的努力。
大家找来找去，可殷商即便对汉朝来说也是个太遥远的朝代了，大家找的大约都是宋国的后人。结果发现，宋国的后人已经分化成十几个姓了，各地虽能找到一些大族，却怎么也排不清辈分。这一团乱麻该怎么理？假如真的找不出合适的人来，这一统还就不存了不成？--这可不行，事实一定要符合理论！匡衡这时候向皇帝上书，提出了一个候选人来。
这个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可以说他是宋国之后，也可以说他是鲁国先贤，他的谱系虽然也能追溯到殷商那里，但大家通常不大认真考虑这个脉络。这个人，就是孔子。
孔丘姓子，孔是他的氏，前边说"殷商后人已经分化成十几个姓了"，其实该是分化成十几个"氏"，只不过姓和氏的区别到秦汉以后基本就没有了。孔丘姓子，确实是血统意义上的殷商之后，是禁得起DNA检测的，和我们现代人的"炎黄子孙"这种文化血统观可不一样。于是，匡衡根据"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这一则春秋大义，认为当初作为殷商后裔的宋国从理论上说已经算是绝了根了，虽然《春秋》有"故宋"之义，但现在宋国的后裔们家谱根本排不清，宋国早又不守其统而失国，所以应该另外再找个什么人来继承殷商之统。也就是说，这个人要继承的是商汤，而不是宋国。这个人哪里找呢？我找来找去，噫，《礼记》里明明写有孔子自称"殷人"的话，那就立孔子好了。
匡衡的话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倒也不觉得什么，但在当时还真是属于标新立异的，很难让人接受。汉元帝就说匡衡的议论是"不经"--我们现在也常用"不经"这个词，就是成语"荒诞不经"，这个"不经"原本指的是"不符合经义"。
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了。到了汉成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国家级的头等大难题：皇帝一直没有子嗣。
皇帝一直没有子嗣，怎么办？
专业问题要听专家的，治《尚书》和《榖梁传》的专家梅福给皇帝开了一副很长的药方，归结主要病因说：皇帝没有子嗣，这都是孔子惹的祸！
先把梅福这个惊世骇的高论放一放，我们首先会感到奇怪的是：生儿育女的问题说到底也是让御医来想办法，这关经学家什么事呀？但在汉代，天人合一的观念很重，皇帝既然是受命于天，如果一直生不出继承人，那只有一个解释：皇帝惹老天爷不高兴了。这时候如果有野心家想要干点儿什么，正是绝好的时机。当然，老天爷是不是真生气了，这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会因此而真诚地相信老天爷真生气了。所以，皇帝没有子嗣，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还是第二位的，而他自己的统治合法性首先就会遭受质疑。
既然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当然就会有政治理论家出面解决，梅福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梅福的立论依据，就是"存三统"。梅福说："臣闻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恶之报，各如其事。"这话很值得留心，大意是说：让别人活就是让自己活，堵别人的路就是堵自己的路，善恶报应，往往如此。--这很像是我们现代人常用的俗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又像是和尚在讲因果报应，但那时候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呢。
佛教的因果观念本来只是一种哲学上的因果律，和善恶报应并没什么关系，而善恶报应的观念在中国本土早已有之，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不是佛经里的话，而是《周易·文言》里的。大家习以为常的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本土化，佛教原有的因果观和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观两相结合而成的。这问题我在《孟子他说》和《周易江湖》里边曾经都有提到，可以参看。
话说回来，既然善恶有报、事出有因，皇帝没儿子肯定算个"恶果"，而"恶果"之存在必定有个"恶因"，这"恶因"是什么呢？梅福说："皇帝呀，您绝了人家的后，您也就绝了自己的后。想当初，秦始皇灭了周王室，也灭了六国，一点儿不给人家的后代留活路，这就叫"绝三统，灭天道"，结果呢，自己国家很快就亡了，自己的儿孙也全都绝了。而周武王当初刚刚克商，马上就立殷后于宋，立夏后于杞，以此表明三统相继，表明姬姓并非独占天下，结果周代享国长久。您如今就该种善因以求善果，把殷商的后人给找出来，把殷商那一统给存下来，您存了人家的后，您自己也就会有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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