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见枢密副使岳飞蚤称敢毅，亟蒙奖拔，不十年间，致位三孤；且复使之握重兵，居上游，其所委付，可谓重矣。而飞爵高禄厚，志满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颓堕。今春虏寇大入，疆场骚然，陛下趣飞出师，以为掎角，玺书络绎，使者相继于道，而乃稽违诏旨，不以时发。久之，一至舒、蕲，匆卒复还。所幸诸帅兵力自能却贼，不然，则其败挠国事，可胜言哉！厥后诸帅凯旋，飞独无功。圣恩宽大，例有枢管之拜，宠数优渥，义当感激图报，而飞方事矫饰，有识之士已讥其伪。”又言“窃见枢密副使岳飞顷由简拔，委以节制，慨然似有功名之志，人亦以此称之。数年之间，宠数频仍，官兼两镇，秩视二府，乃始安于荣利，不复为国远图矣。故昨来被旨起兵，则固稽严诏，略至龙舒而不进；兹者衔命出使，则坚执偏见，欲弃山阳而不守。以飞平昔不应至是，岂其忠衰于君，诚如古人之谓耶？臣又闻飞自登枢管，郁郁不乐，日谋引去，以就安闲，每对士大夫但言山林之适。其诚与伪固不得而知，然以陛下眷待之隆，委任之峻，不思报称，遽为是计，亦忧国爱君者所不忍为也。”又言：“臣比论列枢密副使岳飞之罪，章已三上。陛下尊宠枢臣，眷眷然惟恐伤之，姑示优容，未加谴斥。臣谬当言责，安可但已。况其间一、二事，大亏忠节。若坚拒明诏，不肯出师，以玩合肥之寇。”又言：“今春虏犯淮西，张俊既全师遇敌，朝廷连降圣旨，趣飞来援；而逗遛不进，辄以道远之饷为辞。大将之体国，固如是乎？陛下新命枢臣，处飞为副，超逾甚峻。正欲感励其心，使飞改意激昂，尚盖前失，而外为恭逊，情实饰奸。”又言：“顷者淮西之役，俊方力战，而飞乃按兵不动。飞当是时岂以谓虏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而欲避之乎？岂以谓坐观成败，而效卞庄刺虎之说乎？殆皆不然也。其意不过专务保江之计，而嫉淮西之成功耳！”
熊克《中兴小历》曰：“初，上诏湖北宣抚使岳飞以兵援淮西。飞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乃以粮乏为辞。至是濠州已破，飞始以兵来援，张俊、秦桧皆恨之。”
《王次翁叙纪》〔王伯庠撰〕曰：“绍兴辛酉，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大将张俊、韩世忠欲先事深入，惟岳飞驻兵淮西，不肯动。上以亲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飞偃蹇如故，最后又降亲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军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诛飞意。”
《野史》传曰：“绍兴十一年，兀术重兵攻淮西。飞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壮心己阑，且轧于和议，辞以乏粮。及濠梁已破，方以兵来援，张俊、秦桧皆恨之。”
臣珂辨曰：“臣闻天下之难辨而易惑者，惟其迹之似也。小人之谗人也，固诬矣，而非窃取其似，则不足以欺人也。天下之人惟知其诬，而不知其所以诬，汲汲乎惜其人之不得为全人也，则又即其似而求有以盖之。呜呼！谗诬之似，果终足以欺人哉？欺有时而穷，则真者见矣。今乃不忍于一朝之未明，而求以盖其非，使人见之，曰：‘是天下之公论。’而亦其迹之似也，久而不明，真者泯矣。可以欺一时之人，而不可以欺万世者，似也；可以盖一时之非，而不可以盖万世者，亦似也。然则变真而谗以似，虽晦之，必彰之；舍真而盖以似，虽爱之，实害之。
然则轻重缓急之辨，固将何择哉？以此而论，先臣淮西之诬，则逗遛违诏之辨尚可缓，而轧于和议之说，盖所当先也。臣非敢先彼而后此也，逗遛之罪，小人之谗先臣也，固有甚明者证之；轧和之志，公论之盖先臣也，其说易以惑天下，而乱先臣本心之真，此臣所以先辨也。
先臣自金虏叛盟以来，尝有誓不与俱生之志。献北讨之书，夺官而不悔；上谢赦之表，忤时而不忌。抗恢复之奏，则自期于浑瑊复唐之大功；辟屈己之议，则深指于秦桧谋国之不臧。岳祠之盟，与将佐言者也，特首言其蹀血虏庭之愿；莲社之诗，与缁流言者也，犹不忘乎力扶王室之忠。甚而抒咏翠岩，勒题东松，书宜兴之寺壁，纪湖东之军次，是皆放怀景物，纾情幽旷，而二圣之还，三关之复，其志无往而不寓。造次必于君，言语必于国，天下至于今诵之，非臣之私言也。故高宗皇帝所赐御札有曰：‘览卿近奏，毅然以恢复为请，岂天实启之，将以辅成朕志，行遂中兴耶！’又曰：‘比降亲笔，喻朕至意。再览卿奏，以浑瑊自期，正朕所望于卿者。’又曰：‘得卿奏，言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卿忠义许国，言辞激切，朕心不忘。’呜呼！即此以论先臣之心，可以逗遛之说诬之乎？
谗人之进言也，豺狼之威踞乎其前，轩冕之念勃乎其中，势不得不枉它人，而庶几尺蠖之一伸也。诚又念夫威未至于极，则人心之公论不可诬也，则亦盍求其似而言之乎？先臣位三孤，开两镇，运筹枢府，视秩相庭，其爵穹矣，其位隆矣，其禄厚矣，则吾加以‘志满意得’，‘不复为国远图’之，人庶几信之。而犹惧其言之不足以欺人也，则先称以‘敢毅’，又称以‘有功名之志’，终则以为先臣之平昔不应有是。抑使天下之浅心者从而窥之，徒见其爵之诚穹，位之诚隆，禄之诚厚，则亦窃意其远图之怠，非复前日，而我言之或信。剡腾六奏，贯穿一乱，先后皆是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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