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计利害，成则为伊、周，败亦为赵相，又奚事张皇妄作哉？故立郢之说，非天理之安，而利害乱之也。
三
蒯瞆初无怨于辄，所恨者南子之党耳。奸人惧祸，遂为“不拒父祢祖则辄不可立”之说，而辄童昏听之。圣人见得名之既正，辄未尝不可君卫，则奸人无所售其奸矣。若云必须立郢，则正堕奸人术中。故见道不弘者，不足与权也。
徐有贞只“今日之举为无名”七字，弄出许多倾危伎俩。李南阳从容打破此言之妄，上心冰释。处人家国者，不可不知此意。
四
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专对”者，谓以己意应对合宜，不必君命也。朱子云“不假众介之助”，未是。虽正使辞诎，亦无众介聚讼一堂之理。
五
所谓政者，谓刑赏科条之下于民也。鲁、卫俱秉先王之遗教，而昭、定、灵、出之际，初务更改，以圮先法，其隳弃旧章者已多，而特不若齐、晋之尽弃周礼耳，故曰“兄弟也 ”。卫之为政，于春秋无考，是以传注家难言之耳。若君臣父子之大伦，虽夫子尝以此为政，答齐景之问；乃鲁虽见逼于强臣，自与齐之田氏、晋之六卿等，不至如卫之父子称兵，灭绝天理也。苏氏之说不审。
六
朱子谓“圣人为政，一年之闲，想见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尽”，不如南轩所云“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规模”，为深见王道施行之次第也。儒者任天下事，有一大病，将平日许多悲天闵人之心，因乘权得位，便如郁火之发于陶，迫为更改，只此便近私意，而国体民命，已受其剥落矣。
且将孔子相鲁观之。自宣公以来，履亩而税，是民闲一大病；而三桓逐君立君，是朝廷一大贼。于此稍动一分意气，则罢亩税，逐三桓，岂非第一吃紧当革之弊，而孔子何尝如此？微独孔子，即如舜之相尧，位极尊，权极重，君臣推任之诚，无有加矣，而共、鲧同朝者二十八载，则兴利之先于除害，必矣。今人粗心，说“害不除，利不可兴”者，都是一往之气。天下大器，自非褊衷所能任。
想来，圣贤开治平之业，与为学一致。为学而先遏欲，做得十分上紧，浅之只得个“ 克、伐、怨、欲不行”，深之则流入于寂灭。为治而先革弊，到头只是哄闹一场，引身而退。盖正气未昌，与邪战而恒见不敌也。故为学必先存理，而后欲可遏；有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本，以贞胜于敬义，而慎独之功乃以不惑。为治必先建德，而后弊可革；有关雎、麟趾之精意，行乎家国，则兔罝之野人，江汉之游女，无患其雄心冶志之不一向于正也。医家有谷气昌之说，正合此理。若悁悁然以革弊为先，恐乌、附、硝、黄之以误人不少。况当夫子之时，尤久病羸弱之国，不可以壮年盛气之法疗之者哉？
七
双峰云：“才要速成，便只是见得目前小小利便处。”使然，则但言“欲速”，而“ 大事不成”因之矣，何须如此分项说下！见大者，亦或欲速；不欲速者，亦或终身于小利之中。如禹之治水，是为天下万世兴大利，除大害，便欲急切堙之决之，岂必其利之小，而徐治之八年之后也？只同此一利，非速则利小而缓则利大也。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不可谓见小利也。只为欲伯功之速成，便致伤败。王介甫立意亦尽从容，他本意要复燕、云，却云“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不可谓欲速也。乃其铢铢絫絫，积财以为用兵之地，在小利上收拾，故终不能成大事。举此二端，则“欲速”“见小利”之不相因也，明矣。圣言如江河行地，条派分明，不用曲为扭合，大都如此。
八
双峰说狂、狷各有过、不及处，自是谛当。然看他下“过、不及”语，俱因“中”字反形而出，则是中行、狂、狷，如三叉路，狂、狷走两边，中行在中央相似。此种见解，但有影响，了无实义。盖狂、狷两分；中行中立，则是相敌之势；圣道之别，复有两道。其视中行，既已狭隘而不足以冒天下之道；其视狂、狷，直为异端背道而旁驰也。
中行者，若不包裹著「进取”与“有所不为”在内，何以为中行？进取者，进取乎斯道也；有所不为者，道之所不可为而不为也。中行者，进取而极至之，有所不为而可以有为耳。如此看来，狂、狷总是不及，何所得过？圣道为皇极，为至善，为巍巍而则天，何从得过？才妄想过之，便是异端，今释、老之言是已。
究竟释、老之教，也只是不及，而不能过。尽他嗒然丧耦，栩然逍遥，面壁九年，无心可安，都是向懒处躲闪，丢下一大段不去料理。乃狂、狷，则犹不若此。狂者志大言大，亦圣人之志与言也；狷者不屑不洁，亦圣人之所不屑也。言之大，初不说“一粒粟中藏世界 ”；志之大，亦不想威音王那畔事；不屑不洁，亦终不曾视父子为冤，夫妻为业。
同此一圣道，而各因其力之所可为而为之，不更求进，便是狂、狷；做得恰好，恰合于天地至诚之道，一实不歉，便是中行。此一“中”字，如俗所言“中用”之中。道当如是行，便极力与他如是行，斯曰“中行”，下学上达而以合天德也。狂者亏欠著下学，狷者亏欠著上达。乃亏欠下学者，其上达必有所壅；亏欠上达者，其下学亦尽粗疏。故曰狂、狷皆不及，而无所过也。
过、不及之不与中参立，愚屡辨之矣。要以中为极至，参天地，赞化育，而无有可过，不欲使人谓道有止境，而偷安于苟得之域。虽与先儒小异，弗恤也。
九
“不骄矣，而未能泰者有之”，南轩真做工夫人，方解为此语。若只在不骄上用功，则且流入巽愞拘葸去。不骄是遏欲之效，泰是存理之效。须先在存理边致功，教笃实光辉，而于私欲起时加以克治，则不骄也而实能泰，泰矣而抑又不骄也。和同、周比俱然。亦有泰而或失之骄者。孟子亦微坐此病，故程子言其有圭角。其他如颜蠋、严光，则其尤也。所以中庸之教，既存诸静，抑察诸动。然两者或各有未至，则骄之病小，不泰之病大，颜蠋、严光之所以贤于万石君、娄师德一流也。
宪问篇
一
因执药病之说，遂向药求病，谓“邦无道谷”之为耻，为宪之所已知已能，唯“邦有道谷”之为耻，非宪所及。宪仕于孔子，可谓遇有道矣，与之粟则辞，岂漫然于有道之谷者耶？
圣人言语，一皆十成，如春夏秋冬，合同而化。此二句不可分析。如“邦有道，贫且贱焉”，“邦无道，富且贵焉”，便下两“耻也”；此以一“耻也”该之。盖唯不问有道无道，而一以得禄为事，不复问所以居此禄者，然后为君子之所耻。耻者，已贱之词也。
如魏征事无道之建成，不能止其邪谋，徒耽宫僚之荣而不去，及事太宗，便恁地犯颜敢谏，此无道谷，而有道非徒以谷。刘琨当西晋未乱之日，且与贾谧为友，以固其位，及永嘉之难，大节凛然，此有道谷，而无道则不安于谷。若此两者，虽不得为全人，而于征则可云遇主而后志行，于琨则可云小不正而大正。唯皆不然，遇昏乱则为持禄之魏征，遇安宁则为附势之刘琨，斯则虽具官修职，而与厮役同矣。
硬直说个“耻也”，是最下一流，故圣人必以此当之。而不然者，则犹不谓之耻。固圣人不轻绝人之德，亦广原思之狷隘，使知不至于是，则无容引以为耻，同匹夫匹妇之节，如鲍焦之见穷于子贡，仲子之见讥于孟子也。即为药病之说，亦无宁取此。
二
先儒疑原思之言，冠“克、伐、怨、欲”于“不行”之上，为有“克、伐、怨、欲” 在里，特“不行”于外，便谓其但能强制，而根苗常留。如此看文字，殊未通透。若不当云 “克、伐、怨、欲不行”，则且云“不行克、伐、怨、欲焉”，既不成文句，抑似人所固有而不行之矣。
且如怀著一腔怨恨，但不仇害，但不诅骂，其可谓之怨不行乎？天下尽有阴险柔愞之流，有此四者，全不能见之于事。又如措大未中第时，预想如何以广田宅，如何以报睚眦，虽终老无可行之日，而岂其能不行耶？则知所言“不行”者，亦必无“克、伐、怨、欲”而后可以当之也。若满腹私欲，遏捺教住，正如病人寒中阴藏，其毒弥甚，而孔子何以云“可以为难”耶？
“可以为难”，明非容易事。子之言仁，曰“为之难”，又曰“先难”，难亦求仁者事也。且人之情才，不甚相远。业已有“克、伐、怨、欲”矣，一事忍之，他事不能，一日忍之，他日不能，如善饮人终不免醉。使终日怀挟四者于心，而禁之一丝不露，恐尽天下，通古今，无此强力之人也。明乎此，则知“克、伐、怨、欲不行”，即是克己。即或当念未尝不动，而从事于非几将构之际，以力用其遏抑，而不能纯熟净尽，则学者之始事，固无不然者。先儒言克己之功，云“难克处克将去”，正此谓也。亦安得以强制病之哉？
乃朱子抑有“合下连根铲去”之说，则尤愚所深疑。合下不合下，连根不连根，正释氏所谓“折服现行烦恼”、“断尽根本烦恼”之别尔。欲得一刀两断，当下冰释，除用释氏 “白骨微尘观”法。无已，则亦所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而已极矣。圣学中原不作此商量。
乃“克、伐、怨、欲不行”，既即为克己，而子曰“仁则吾不知”，此固大疑之归也。虽然，无容疑。子之言仁，曰“克己复礼为仁”，初不徒言克己；抑曰“能行五者于天下 ”，初不徒言不行不仁。以体言之，则有所复也，而乃以克所克；克所克矣，而尤必复所复。以用言之，则其所不当行者不行，尤必其所当行者行之也。
盖必使吾心之仁泛应曲当于天下而无所滞，天下事物之理秩然咸有天则于静存之中而无所缺，然后仁之全体大用以赅存焉。故存养与省察交修，而存养为主，行天理于人欲之内，而欲皆从理，然后仁德归焉。
故子之言克己，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奉一礼以为则。其为礼也，既视、听、言、动之所必繇；而其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者，一取则于礼以定其非。则克己以复礼，而实秉礼以克己也，不辨之己而辨之礼。
故繇其成而观之，则克、伐、怨、欲固不行矣；繇其致功之实而考之，则不仅克、伐、怨、欲之不行，亦不仅己私之克，而清虚澹泊于人欲已也。从不仁者而反观之，则但其克己之无余；若从其为仁也而体察之，则固有所复之礼，静与立而动与行，非但克己而毕也。今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则是徒于己致克，而未讲夫复礼之功，恶知其中存者之礼与非礼哉？
礼之中无己，而己之外非即是礼。故“居处恭”，必其恭也，非但不慢而已也；“执事敬”，必其敬也，非但不肆而已也；“与人忠”，必其忠也，非但不诈而已也。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相为对垒。理至处，则欲无非理。欲尽处，理尚不得流行，如凿池而无水，其不足以畜鱼者与无池同；病已疗而食不给，则不死于病而死于馁。故曰“仁则吾不知也”。此圣学、异端之大界，不可或为假借者也。
三
胡氏以“无愧怍而真有得”论“贫而无怨”者，真体验语。知必此而后无怨，则无怨之胜无谄也，明矣。
盖人处贫而怨，非必不甘贫也。凡怨之起，必因人情有可怨之端而后怨焉。而天下之加非分于我者，则唯贫婴之。不但横逆之施，畏用之富而偏用之贫；且在我既贫，则其所致于人者，即人所应得于我者而亦不能致之，于是人固疑我之骄吝刻薄，而因以不惬于我。我乃反而自思，凡吾所不满于人者，非有他故，而特以贫。贫固遇之穷也，而何不相谅以遇之穷，而相求于无已哉？此其为怨，即甘贫而不动心于富贵者，亦不免矣。
然人之以贫故责我，其所责者以贫也；而我之所以不满于人者，若但以贫故而他无不尽，则虽横逆之施，自可安受之而无挍于物矣。何也？以人之责我以贫，曲自在彼，而无待我怨也。此所谓无愧怍而不怨也。如其不然，则此事之启衅也但以贫故，而我居平之所自立与自他之接物者，或以利，或以欲，乃于彼则屈己以徇物，于此则称有无以径行；则人之非分责我也，在彼亦持之有故，而在我则但据此事之曲直以归其咎于贫，于是乎匿其所诎，标其所伸，以与天下争而怨炽矣。
故知非终身之行不愧天、不怍人者，固不能受物之笑骂欺陵而甘之也。若无谄者，则苟可以胜一时之食淡衣粗，极至于忍饥耐寒，而优为之矣；不必终身所为，屋漏所觉，皆顺天理而无邪僻也。何得易言无怨哉！
自修身而言，则言必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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