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得，云 “不假修为”则不得。六经、四书，唯诗、书闲有说得张大处，夸美生质。乃读书者亦须具眼。诗以歌之庙中者，固子孙扬诩先人，不嫌溢美；尚书赞德处，抑史臣之辞耳。孟子故曰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乃诗、书说圣功处，抑何尝不著实！周公之称文王，曰“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舜之所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三谟中所往复交儆者，皆一倍干惕。何尝以尧、舜为不假修为哉！
大易、论语说尧、舜，说圣人，一皆有实，不作自然之词。谓圣人无修为而自圣，乃汉儒夸诞之论尔。程、朱诸先生力破汉儒议论，而于此不无因仍，则以生当佛、老猖狂之日，若不如此称颂圣人之德，推之于天授，则老氏之徒且将以敝其口耳讥圣贤之徒劳，释氏之徒且将以无学无修者夷周、孔于声闻之列。故诸先生不得已，亦须就本色风光上略加点染。乃知道者，当得其意而善通之，以求合孔、孟之旨，亦所谓“无以辞害意”也。
此一“性”字，但周子引用分明，曰“性焉、安焉之谓圣”。性下著个“焉”字，与孟子言“性之”、“性者”合辙。但奉性以正情，则谓之“性焉”。中庸云“能尽其性”，有“能”有“尽”，岂不假修为之谓哉！既云“尧、舜性者也”，又云“人皆可以为尧、舜 ”，此二处若何折合？尧、舜之德自不可企及，何易言“人皆可为”？所以可为者，正在此一“性”字上。若云天使之然，则成侀不易，其将戕贼人而为之乎？
朱子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为性之德，已自分明。于不睹、不闻之中，存养其仁义礼智之德；迨其发也，则若决江河，莫之能御，而天下之和自致焉。此以性正情，以本生道，奉道心以御人心，而人心自听命焉。是尧、舜之性之也。人皆此性，性皆此德，特无以敦其化于存养，而“罔念作狂”耳。此尧、舜之性之所以退藏于密，上合天载，而要可与同类之人通其理以尽其善者，即此性也。
若夫君子之行法也，固非无静存养性之功；而当其情之未发，天理未能充浃，待其繇静向动之几亦未有以畅其性之大用，以贯通于情而皆中，则必于动几审之：有其欲而以义胜之，有其怠而以敬胜之，于情治性，于人心存道心，于末反本，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守义礼为法，裁而行之，乃以咸正而无缺。是汤、武之反身自治者也。
大正于存养而省察自利者，圣人之圣功；力用其省察以熟其存养，本所未熟。君子之圣学。要其不舍修为者，则一而已矣。
天道自天也，人道自人也。人有其道，圣者尽之，则践形尽性而至于命矣。圣贤之教，下以别人于物，而上不欲人之躐等于天。天则自然矣，物则自然矣。蜂蚁之义，相鼠之礼，不假修为矣，任天故也。过持自然之说，欲以合天，恐名天而实物也，危矣哉！
八
多欲，“未便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本心便都纷杂了”，朱子此语，非过为严也。凡天下之陷于邪僻者，揆其始，那一件不与吾所当得者同类！只此欲心，便无分别，初未尝有意必求所谓不好者而欲得之也。良心丧尽时，又不在此论。其分别为当得、不当得者，则吾性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授之辨也。故寡欲者须一味寡去，以欲上讨个分辨不得也。若心存而理得，则吾性之义，自如利斧，一劈两分，又何屑屑然向人欲边拣可不可哉！
如孟子所以处齐、宋、薛之馈：于齐之不受，固无欲金之心；于宋、薛之受，亦终无有欲金之心，而但以斟酌乎交际之礼。若既有欲金之心，却去分别此为当受，此为不当受得，繇伊伶俐，总主张不得。故寡欲者，一概之词，不拣好歹，一概寡之，心不缘欲而起，然后可不可一径分明。君子之道，有正本而无治末。治末非但不能反本，末亦不可治也。
九
集注于孟子极略，缘朱子看得孟子文字发明自尽，不消更为衍说，庶后人可致其三隅之反。乃传之未久，说孟子者于其显然著明处即已茫然，则又未尝不惜集注之疏也。
如熊勿轩、朱公迁说“曾子不忍食羊枣”，扼定“不忍”二字为主，则不但不知孟子之意，而于曾子之孝亦未见得在。若但一不食羊枣便是曾子之孝不可及处，则独行之士一念关切者皆曾子矣。曾子于作圣之功是何等用力，而其言孝之见于礼者又是何等精微广大，仅一忍其口腹于可以不食之羊枣，又何足称焉！
且勿论孟子析理精微处，即公孙丑脍炙一问，是何如深妙！后人看文字，论古人，谁解如此细心察理，以致疑问？自四先生外，唯南轩往往能然，所以得为朱子益友。
此段问答，正在“食脍炙”上审出天理人情之则，所以云“圣人人伦之至”；而非独行之士毁生灭性，以及夫足不履石、弃子全侄一流人有所过必有所不及者之可谓至也。若但以“不忍”言，则举目动足，孰为当忍者？从一同、一独上求心之安，即以心之安者为理之得，即此是“心之制”，即此是“心之德”，即此是“事之宜”，即此是“爱之理”。
佛氏也只昧此一段至诚无妄之仁义，却尽著呴呴之恩，戚戚之爱，硁硁之贞，皎皎之白，便割须剃发，无父无君，也不能满其一往之私意。君子之道简而文，温而理，以成精义研几之用；则文必及情，情必中理，而必无致远恐泥之伤。乃其奉性以治情，非繇情以主性，则人皆可以为尧、舜，亦此道尔。而以之定王道之权衡，俾为民极，则后世一切刑名苛察之法，与夫小人托天理以行其贼害，如禁李贺之不得举进士，责范滂之不当先父受辟命者，皆无所容其邪说。则即此脍炙一问，而天德、王道皆著明矣。
善读书者如是以求之，斯无不穷之理。而死守章句者，其于圣贤之言，貌取而不以心，亦安足与于格物、致知之学哉！
十
朱子定冯道为乡原，乃就五代时人，说他俯仰屈伸以救杀戮，而词貌谨厚，往往取夷狄盗贼之欢，亦“生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求媚”之事也。然冯道身为宰相，旦此夕彼，如失节之妇二十年而五适人，人皆得而贱之，犹未足以为“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之愿人。且其随波逐浪以苟全其躯命富贵，亦未敢“自以为是”，而又何足以乱德？
夫能乱德而自以为是，必其于道若有所得，而立言制事亦自有其始终。求之宋代，则苏学、浙学，真乡原尔。观苏子瞻所以非笑二程，及陈同父所答朱子书，则与乡原之讥狂獧，而云“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自以为是而悦于人者，真古今一轨。叶正则、陈同父说来卤莽，天下宗尚之者幸少。苏氏之学盛于北方者几二百年，而其作为文章，滑熟圆美，奄然媚于后世，乃使人悦之而不知尧、舜之道者，至于今而未艾。是真乡原也，是真德之贼也。其源始于韩退之，而其流祸之深，则极于焦竑、李贽。呜呼！游于圣人之门者，可无厚为之防哉！
诗译
王仲淹氏之续经，见废于先儒，旧矣。续而僭者，《七制》之诏策也。仲淹不任删，《七制》之主臣尤不足述也。《春秋》者，衰世之事，圣人之刑书也。平、桓之天子，齐、晋之诸侯，荆、吴、徐、越之僭伪，其视六代、十六国，相去无几，事不必废也，而诗亦如之。卫宣、陈灵，下逮乎《溱洧》之士女，《葛屦》之公子，亦奚必贤于曹、刘、沈、谢乎？仲淹之删，非圣人之删也，而何损于采风之旨邪？故汉、魏以还之比兴，可上通于《风雅》；桧、曹而上之条理，可近译以三唐。元韵之机，兆在人心，流连泆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乐，必永于言者也。故艺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则为刻木之桃李；释经之儒，不证台于汉、魏、唐、宋之正变，抑为株守之兔罝。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随举两端，可通三隅。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关雎》，兴也；康王晏朝，而即为冰鉴。“讦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是故延年不如康乐，而宋、唐之所由升降也。谢叠山、虞道园之说诗，井画而根掘之，恶足知此！
“采采芣苜”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即五言中，《十九首》犹有得此意者，陶令差能仿佛，下此绝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非韦应物“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所得而问津也。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知此，则“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挍前。”与“唯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情之深浅宏隘见矣。况孟郊之乍笑而心迷，乍啼而魂丧者乎！
唐人《少年行》云：“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猎长杨。楼头少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想知少妇遥望之情，以自矜得意，善于取影者也。“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其妙正在此。训诂家不能领悟，谓妇方采蘩而见归师，旨趣索然矣。建旌旗，举矛戟，车马喧阗，凯乐竞奏之下，仓庚何能不惊飞，而尚闻其喈喈？六师在道，虽曰勿扰，采蘩之妇亦何事暴面于三军之侧邪？征人归矣，度其妇方采蘩，而闻归师之凯旋，故迟迟之日，萋萋之草，鸟鸣之和，皆为助喜。而南仲之功，震于闺阁。室家之欣幸，遥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称南仲，又影中取影，曲尽人情之极至者也。
始而欲得其欢，已而称颂之，终乃有所求焉：细人必出于此。《鹿鸣》之一章曰：“示我周行。”二章曰：“示民不佻，君子是则是效。”三章曰：“以燕乐嘉宾之心。”异于彼矣。此之谓大音希声。希声，不如其始之勤勤也。杜子美之于韦左丞，亦尝知此乎？
“庭燎有辉”，乡晨之景，莫妙于此。晨色渐明，赤光杂烟而叆叇，但以“有辉”二字写之。唐人《除夕》诗“殿庭银烛上熏天”之句，写除夜之景，与此仿佛，而简至不逮远矣。“花迎剑佩”四字，差为晓色朦胧传神；而又云“星初落”，则痕迹露尽。益叹《三百篇》之不可及也。
苏子瞻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体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言桑，非桑不足以当“沃若”，固也。然得物态，未得物理。“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灼灼其华”，“有贲其实”，乃穷物理。夭夭者，桃之稚者也。桃至拱把以上，则液流蠹结，花不荣，叶不盛，实不蕃。小树弱枝，婀娜妍茂为有加耳。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胡然我念之”，“亦可怀也”，皆意藏篇中。杜子美“故国平居有所思”，上下七首，于此维系，其源出此。俗笔必于篇终结锁，不然则迎头便喝。
句绝而语不绝，韵变而意不变，此诗家必不容昧之几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降者，玄鸟降也，句可绝而语未终也。“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意相承而韵移也。尽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由乎此；不然，气绝神散，如断蛇剖瓜矣。近有吴中顾梦麟者，以帖括塾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令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学诗，其弊必至于此。
知“池塘生春草”、“胡蝶飞南园”之妙，则知“杨柳依依”、“零雨其蒙”之圣于诗：司空表圣所谓“规以象外，得之圜中”者也。
“赐名大国虢与秦”，与“美孟姜矣”、“美孟弋矣”、“美孟庸矣”一辙，古有不讳之言也，乃《国风》之怨而诽、直而绞者也。夫子存而弗删，以见卫之政散民离，人诬其上；而子美以得“诗史”之誉。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鲁颂》，鲁风也；《商颂》，宋风也：以其用天子之礼乐，故仍其名曰“颂”。其郊禘之升歌也，乃文之无惭，侈心形焉。“鼓咽咽，醉言归，于胥乐兮。”与《铙吹》、《白紵》同其管急弦繁之度，杂霸之风也，鲍昭、李白、曹邺以之。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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