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之。《安世房中歌》，作于唐山夫人，而其辞亦尔雅。独风有异，愤懑而不得舒，其辞从之，无取一通之书，数言之训。及其流风所扇，极乎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刘琨、郭璞诸家，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与十五国风同流，其时未有雅也。谢瞻承其末流，《张子房诗》本之“王风哀思，周道无章”，浸淫及于大、小雅矣。世言江左遗彦，好语玄虚，孙、许诸篇，传者已寡，陶潜皇皇，欲变其奏，其风力终不逮。玄言之杀，语及田舍，田舍之隆，旁及山川云物，则谢灵运为之主。然则《风》、《雅》道变，而诗又几为赋。颜延之与谢灵运深浅有异，其归一也。自是至于沈约、丘迟，景物复穷。自梁简文帝初为新体，床笫之言，扬于大庭，讫陈、隋为俗。陈子昂、张九龄、李白之伦，又稍稍以建安为本。白亦下取谢氏，然终弗能远至，是时五言之势又尽。杜甫以下，辟旋以入七言。七言在周世，《大招》为其萌芽，汉则《柏梁》，刘向亦时为之，然短促未能成体。唐世张之，以为新曲，自是五言遂无可观者。然七言在陈、隋，气亦宣朗，不杂传记名物之言，唐世浸变旧贯，其势则不可久。哀思主文者，独杜甫为可与。韩愈、孟郊，则《急就章》之变也，元稹、白居易，则日者瞽师之诵也。自尔千年，七言之数以万，其可讽诵者几何？重以近体昌狂，篇句填委，凌杂史传，不本情性。盖诗者与议奏异状，无取数典之言，钟嵘所以起例，虽杜甫犹有愧。讫于宋世，小说杂传禅家方技之言，莫不征引。昔孙许、高言庄氏，杂以三世之辞，犹云《风》、《骚》体尽，况乎辞无友纪，弥以加厉者哉？宋世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乐。今词又失其声律，而诗尨奇愈甚，考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及曾国藩自以为功，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骛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谶辞相等，江湖之士艳而称之，以为至美，盖自商颂以来，歌诗失纪，未有如今日者也。物极则变，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张、李、杜之徒，稍稍删取其要，足以继《风》、《雅》，尽正变。夫观王粲之《从军》，而后知杜甫卑也；观潘岳之《悼亡》，而后知元稹凡俗也；观郭璞之《游仙》，而后知李贺诡诞也；观《庐江府吏》、《雁门太守》叙事诸篇，而后知白居易鄙倍也。淡而不厌者陶潜，则王维可废也；矜而不疐者谢灵运，则韩愈可绝也。要之，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杂书，则诗衰。
《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然言赋言，多本屈原。汉世自贾生《惜誓》，上接《楚辞》，《鸟》亦方物《卜居》。而相如《大人赋》，自《远游》流变。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为《七发》。其后汉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悼》，外及淮南、东方朔、刘向之伦，未有出屈、宋、唐、景外者也。孙卿五赋，写物效情，《蚕》、《箴》诸篇，与屈原《橘颂》异状；其后《鹦鹉》、《焦鹩》，时有方物。及宋世《雪》、《月》、《舞鹤》、《赭白马》诸赋放焉。《洞箫》、《长笛》、《琴》、《笙》之属，宜法孙卿，其辞义咸不类。徐幹有《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诸篇，杂书征引，时见一端，然勿能得全赋，大氐孙卿之体微矣。陆贾不可得从迹。虽然，纵横者，赋之本。古者诵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折冲于尊俎间，其说恢张谲宇，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志。鱼豢称：“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文辩之隽也。”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时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即有《封禅》、《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也。杂赋有《隐书》者，传曰：“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与纵横稍出入。淳于髡《谏长夜饮》一篇，纯为赋体，优孟诸家顾少耳。东方朔与郭舍人为隐，依以谲谏，世传《灵棋经》，诚伪书，然其后渐流为占䌛矣。管辂、郭璞为人占皆有韵，斯亦赋之流也。自屈、宋以至鲍、谢，赋道既极，至于江淹、沈约，稍近凡俗。庾信之作，去古愈远，世多慕《小园》、《哀江南》辈，若以上拟《登楼》、《闲居》、《秋兴》、《芜城》之侪，其靡已甚。赋之亡盖先于诗。继隋而后，李白赋《明堂》，杜甫赋《三大礼》，诚欲为杨雄台隶，犹几弗及，世无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赋遂泯绝。近世徒有张惠言，区区修补，《黄山》诸赋，虽未至，庶几李、杜之伦。承千年之绝业，欲以一朝复之，固难能也。然自诗赋道分，汉世为赋者多无诗。自枚乘外，贾谊、相如、杨雄诸公，不见乐府五言，其道与故训相俪，故小学亡而赋不作。
汉世乐府，《七略》录为歌诗。上自郊祀，下讫里巷歈趣，皆见罔罗。其外有《短箫铙歌》，李延年复依西域《摩诃兜勒》之曲，以造新声二十八解。魏、晋之间，但歌《白纻》诸曲，犹有继者，声有曲折，故“妃呼豨”、“几令吾”之属，间杂声气。寻《晋语》载惠公改葬共世子，臭达于外，国人诵之曰：“威兮怀兮，各聚尔有以待所归兮，猗兮违兮，心之哀兮。”“威怀”、“猗违”，皆曲折咏叹之词，旧读以为有实义者，非也。乐府可歌，故其辞若自口出，后人虽欲摹拟，既失其音，皮之不存，毛将焉傅矣？然古人即辞题署，而后人虚拟其名，何世蔑有？《破斧》、《候人》、《燕燕于飞》诸篇，皆虞、夏旧曲也。。周之诗人，因其言以成己意。且周世里巷歌谣，本有《折杨》、《皇华》，文见《庄子》。《皇华》即《小雅》之篇，而里巷袭其语；《折杨》以后，李延年二十八解复有云《折杨柳》者，此皆转相因袭者也。世言乐府声律既亡，后嗣不宜复作。此则今日俗词，宁合宋人宫律，然犹绵延勿替，何哉？乐府或时无韵，是犹《周颂》诸篇，不应常节，盖其逗留曲折，非韵所持，故诗之特异也。若乃古今异音，部类离合，代有迁变，文士不达其意，喜改今韵以就方言，词之末流，有过于郑声者。而世或言乐府兴于巷陌，方国殊致，何必正音。不悟乐府虽变，其为夏音则同，未有泯乱大略者也。金元以降，多杂塞外方音，宋世所未淆乱，而皆猎其部次。夫载祀相隔，不愈七世，声韵乃远离其本，明自他族挟之以变，非自变也。孙卿云：“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事。”夫词与南北曲者，通俗之用。乐府则已古矣，蒙古异音，夏侯宽、杜夔诸公，岂能知其节邪？或曰：李延年已采西域之音，以为武乐，隋世亦有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诸部，今之词自龟兹乐来，何见夷音不可用也？应之曰：四夷之乐，用于朝会祭祀燕飨，自《周官》韎师、鞮氏见其端。《小雅》曰：“以雅以南。”传曰：“东夷之乐曰味，南夷之乐曰南，西夷之乐曰朱离，北夷之乐曰禁，以为籥舞。”“朱离”，《后汉书·班固传》作“兜离”。。周时“朱”音如“兜”，“兜离”则所谓“摩诃兜勒”者。。明自张骞以上，鞮氏已用其声歌，然独王者施之，陈于门外，不及侯国。汉世变为新声，是乃因其节奏，而文字调均从中国，犹以假给边将，不及郡县。隋世龟兹乐盛行闾，文帝尚云“无复正声，不祥之大”。今之燕乐，即此胡戎歌也。其辞变夷从汉，亦与李延年同法。故自唐及北宋，词与官韵，未相出入。此则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古之制也。今纵不能复雅乐，犹宜存其节制。词已失其律度，南北曲复曼衍不可究论，然叶音宜以官韵为准。乐府者，最近古初，就古二十二部，稍稍为之分合，以存汉、魏、两晋之声。于是有知律者，为之调其弦匏笙簧而已矣。
诸四言韵语者，皆诗之流，而今多患解弛。箴之为体，备于杨雄诸家。其语长短不齐，陆机所谓“顿挫清壮”者，有常则矣。自馀四言，世多宗法李斯，间三句以为韵，其势易工。如其辞旨，宜本之情性，参之故训，稽之典礼，去其缛采，泯其华饰，无或糅杂故事以乱章句。先民有言：“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此之谓也。近世曾国藩独慕《汉书叙传》。四言之用，自汉世已衰，《叙传》虽非其至，自《雅》、《颂》以下，独有李斯、韦孟、杨雄、班固四家，复欲陵轹其上，固以难矣。韩愈稍欲理其废绝，辞已壮丽，博而不约，鲜温润之音，学之虽至，犹病傀怪，不至乃犷犷如豺狼声，讵非正以《雅》、《颂》，其可为典刑耶？若夫碑版之辞，蝉嫣不绝，体以四言，末则不韵，此自汉碑已导其原，韩愈尚优为之。然唐人多造辞，近人或以为戒。余以为造辞非始唐人，自屈原以逮南朝，谁则不造辞者？古者多见子夏、李斯之篇，故其文章都雅，造之自我，皆合典言。后世字书既已乖离，而好破碎妄作，其名不经，雅俗之士，所由以造辞为戒也。若其明达雅故，善赴曲期，虽造辞则何害？不然，因缘绪言，巧作刻削，呼仲尼以“龙蹲”，斥高祖以“隆准”，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此虽原本经纬，非言而有物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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