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竹以为简，有行列理，故曰“仑”。“仑”者，思也。《大雅》曰：“于论鼓钟。”论官有司士之格，论囚有理官之法，莫不比方。其在文辞，《论语》而下，庄周有《齐物》，。公孙龙有《坚白》、《白马》、孙卿有《礼》、《乐》，吕氏有《开春》以下六篇，前世著论在诸子，未有率尔持辩者也。九流之言，拟仪以成变化者，皆论之侪。《别录》署《礼记》，亦有通论，不专以显名为质。其辞精微简练，本之名家，与纵横异轨。
由汉以降，贾谊有《过秦》，在儒家。东方朔设非有先生之论，朔书二十篇，则于杂家著录。及王褒为《四子讲德》，始别为辞人矣。晚周之论，内发膏肓，外见文采，其语不可增损。汉世之论，自贾谊已繁穰，其次渐与辞赋同流，千言之论，略其意不过百名。杨子为《法言》，稍有裁制，以规《论语》；然儒术已勿能拟孟子、孙卿，而复忿疾名、法：“或问：公孙龙诡辞数万以为法，法与？曰：断木为棋，捖革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君子之道者，君子不法也。”。“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围棋击剑，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奸道。”。今以杨子所云云者，上拟龙、非，则跛鳖之与骐骥也。汉世独有石渠议奏，文质相称，语无旁溢，犹可为论宗。后汉诸子渐兴，讫魏初几百种，然其深达理要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此三家差可以攀晚周，其余虽娴雅，悉腐谈也。自《新语》、《法言》、《申鉴》、《中论》，为辞不同，皆以庸言为故，岂夫可与酬酢，可与右神者乎？当魏之末世，晋之盛德，钟会、袁准、傅玄皆有家言，时时见他书援引，视荀悦、徐幹则胜。此其故何也？老、庄、形名之学，逮魏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单篇持论，亦优汉世。然则王弼《易例》、鲁胜《墨序》、裴頠《崇有》，性与天道，布在文章，贾、董卑卑，于是谢不敏焉。经术已不行于王路，丧祭尚在，冠昏朝觐，犹弗能替旧常，故议礼之文亦独至。陈寿、贺循、孙毓、范宣、范汪、蔡谟、徐野人、雷次宗者，盖二戴、闻人所不能上。施于政事，张裴《晋律》之序，裴秀地域之图，其辞往往陵轹二汉。由其法守，朝信道矣，工信度矣。及齐、梁犹有继迹者，而严整差弗逮。
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自唐以降，缀文者在彼不在此，观其流势，洋洋 ，即实不过数语。又其持论不本名家，外方陷敌，内则亦以自偾，惟刘秩、沈既济、杜佑，差无盈辞。持理者，独刘、柳论天为胜，其余并广居自恣之言也。宋又愈不及唐，济以哗。近世或欲上法六代，然上不窥六代学术之本，惟欲厉其末流，江统《徙戎》、陆机《辨亡》、干宝《晋纪》，以为骏极不可上矣。自余能事，尽于送往事居，不失倨侮，以甄名理，则僻违而无类；以议典宪，则支离而不驯。
余以为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尝与人书，道其利病，曰：“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谓之知文。小学既废，则单篇摦落；玄言日微，故俪语华靡。不其本，以之肇末，人自以为杨、刘，家相誉以潘、陆，何品藻之容易乎？仆以下姿，智小谋大，谓文学之业，穷于天监。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平典之风，于兹沬矣。燕、许有作，方欲上攀秦、汉。逮及韩、吕、柳、权、独孤、皇甫诸家，劣能自振，议事确质，不能如两京；辩智宣朗，不能如魏晋。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劭也。将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虽容甫、申耆，犹曰采浮华，弃忠信尔。皋文、涤生，尚有谖言，虑非修辞立诚之道。夫忽略名实，则不足以说典礼；浮辞未翦，则不足以穷远致。言能经国，诎于笾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胶，不达形骸智虑之表。故篇章无计簿之用，文辩非穷理之器，彼二短者，仆自以为绝焉。所以块居独处，不欲奇群彦之数者也。如向者一二耆秀，皆浮华交会之材，哗世取宠之士，嘘枯吹生之文，非所谓文质彬彬者也。故曰：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或言今世慕古人文辞者，多论其世，唐、宋不如六代，六代不如秦、汉。今谓持论以魏、晋为法，上遗秦、汉，敢问所安？曰：夫言亦各有所当矣。秦世先有韩非、黄公之伦，持论信善；及始皇并六国，其道已隘。自尔及汉，记事韵文，后世莫与比隆，然非所及于持论也。汉初儒者，与纵横相依，逆取则饰游谈，顺守则主常论；游谈恣肆而无法程，常论宽缓而无攻守。道家独主清静，求如韩非《解老》，已不可得；《淮南鸿烈》，又杂神仙、辞赋之言。其后经师渐与阴阳家并，而论议益多牵制矣。汉论著者，莫如《盐铁》；然观其驳议，御史大夫、丞相史言此，而文学、贤良言彼，不相剀切。有时牵引小事，攻劫无已，则论已离其宗；或有却击如骂，侮弄如嘲，故发言终日，而不得其所凝止，其文虽博丽哉，以持论则不中矣。董仲舒《深察名号》篇，略本孙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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