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张爱玲的文章不革命，张爱玲文章本来也没有他们所知道的那种革命。革命是要使无产阶级归於人的生活，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归於人的生活，资产阶级归於人的生活，不是要归於无产阶级。是人类审判无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审判人类。
所以，张爱玲的文章不是无产阶级的也罢。
革命必须通过政治，到改造经济制度。制度渗透於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而且到了最深的处所。制度腐败了，人是从生活的不可忍受里去懂得制度的不可忍受的。生活的不可忍受，不单是不能活，是能活也活的无聊耐，觉得生命没有了point。这样才有张爱玲的诗：
他的过去里没有我；
曲折的流年，
深深的庭院，
空房里晒着太阳，
已经成为古代的太阳了。
我要一直跑过去，
大喊：「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呀！」
这时候人要求重新发现自己，发现世界，而正是这人的海洋的吸动里满蓄着风雷，从这里出来的革命才是一般人们的体己事。革命有地下室的活动，展开时还有指挥部与突击队，然而决定竞争的是全军的军容。张爱玲的文章没有提到革命的指挥部与突击队倒是更完全的。
还有，人是为了心爱的东西才革命的，洗净它，使它变得更好更可靠。
倘在现实生活里不知道什麽是美的，也必不知道什麽地方受了污秽与损伤，那样的人要革命，自然只好让他们去革，可是也不必向他们领教。他们没有生命的青春，所以没有柔和，崇拜硬性。他们还崇拜力，是崇拜的物理的力，不是生命力，因为他们的线条怎样看来也没有生命力，所以总喜欢画得粗些，再粗些，成为粗线条。一次几个人看一幅齐白石的画，不像是真的，主人却啧啧赞叹，说画的多有魄力。池用笃纪说：「这哪里是魄力，这是膂力罢了。」他们的粗线条其实不过是这种膂力。
马克思主义者至今只发现了艺术的背景，不懂得艺术还有它自身。他们把艺术看做事物的反映，时代的钤记，然而钤记是并不能给时代加添一点什麽的，事物没有镜子，也无损於它的完全。只在私有制的社会里，没有无主的东西，要从表示所有权的钤记才能想像事物的存在，渐渐把钤记自身也看作是一种存在。
资本主义末期，人的存在成为被动的，不是人创造事物，人倒是事物的反映了，说艺术是反映，是钤记，不过是这种错觉的抄袭。不懂得艺术自身，是会连艺术的背景也说不明白的。他们说艺术被阶级性沾染，这当然是，但也不过是被沾染而已，艺术是植根於人类的，在有阶级的社会，它的背景是通过了阶级的人类，可是他们只说是阶级。他们并且抄袭教会的把艺术看做装饰，资产阶级的把艺术看做宣传，也说艺术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工具。
艺术是什麽呢？
是人生的超过它自己，时代的超过它自己，是人的世界里事物的昇华，这超过它自己到了平衡破坏的程度便是革命。懂得这个，才懂得在张爱玲之前谦逊。
张爱玲的《夜营的喇叭》，在这时代的凄凉与恐怖里向一个熟悉的调子，简单的心奔走着充满喜悦与同情，这里有一种横了心的悲壮。可是时代到底沉重，《走，走到楼上去！》便是一出这样的悲喜剧。平常人不是英雄，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悲剧与喜剧的截然界限，他们不那麽廉价他就会走到感情的尖端。
一次读汉诗：「翩翩堂前燕，春藏夏来见。弟兄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幸得贤主人，揽取为我袒。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读到「语卿且勿眄，」张爱玲笑了，说：「啊！怎麽能够的，诗也可以这样滑稽！怎麽後来人写诗，好诗总是悲哀的多，一滑稽就变成打油诗了，从前的人真是了不起。这样开玩笑似的，可又这样厚道，认真。」
又读晋人《子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千唤不一应，有何比松柏！」张爱玲说：「『端然』两个字真好。他不过是一点小小的不开心，大约并不是忧国忧民，可是在她看来，也还是有一种郑重的美。可见她是真的爱他的，就像印度跳舞里那女孩子得意地告诉人：她的爱人笑起来是怎样的，生起气来又是怎样的。她也忧愁起来，跟在後面问长问短，可是也不至於严重到没有一点取笑的意思。」
张爱玲的《孔子与孟子》，短短几百字，登在《小天地》第四期上，讲厨房的窗子外边用有一块破布条子，像个小人儿，风吹雨打，他频频打拱作揖，彷佛有一肚子的仁义礼智王道霸道要对人说，越看越像孟子。这篇文字和别的一篇排印接错了，我拼起来读，觉得非常好。很深的情理，然而是家常的。
这次我在南京，到博物院去看六朝石刻，有一块是站着的两尊佛，上身赤膊，胖墩墩像小孩子，下面蹲着两只犬，也胖墩墩的很好玩。分明是眼面前的东西，可以同时是神，是灵异。又看到乾隆朝的漆器，女人用的红粉盒，盖上雕着双龙。像龙这样大动物，用在这里应当是不配的，可是非常配。只有平常人才能这样的把时代的恐龙也绣作女人的鞋头的图案，把时代的巨人也看作可以在他颊上吻一下的孩子，把革命也看作家常的。
崔承喜来上海跳舞，那「无敌大将军」活像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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