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过去有一个时期我喜欢游览名胜，後来渐渐不喜欢了。大概是因为看了县志，凡有斗方名士的地方总是有十景。读徐露客游记，觉得太冷清，也不喜欢。回想起来，以前到过的名胜印象都很淡，倒是常走的小街小巷对我有感情。
我游过西湖，见过长城，可是动人的只是当时的情景，不是当地的风景。游长城返回，宿在南口，夜里一个人出来，立在星月之下，想像着这是古代的塞外，但结果一无所有。回到旅馆里，一大群男女同学正在大厅上打地舖找睡处，乱轰轰的。我也混在他们中间走动着，这才感觉到真实，後来在桂林，探寻七星岩，那幽邃奇险的洞穴。我一进去就急於想出来。还是回去的路上，看女人在护城河边洗衣裳看了半天。我就这样的一个俗人。
这也不是因为人到了中年的缘故。小时候的为风景所动其实就是努力使自己感动。
（二）
我有名字，可是不喜欢用别号。上次沈启无来，我和他说：「你为什麽要弄上一个闲步庵呢？顶好是不要这些。」
别号大概是起於汉末，盛於东晋，早先的人不玩这一套的。汉末的八俊八元，东晋的竹林七贤，是一夥人的别号。可是读书人最容易散夥，久後便一个人的别号了。一夥人的别号是对人家标榜，一个人的别号是对自己标榜。什麽散人，居士，馆主，恨人，都不过是玩意见。一个人玩够了一切，便玩到自己的身上，弄别号，就是玩自己的一种。读书人就是这样，就在他们一夥儿的场合，倘是吟诗，就是什麽「海棠吟社」，倘是弄政治，便是什麽「清流」，「东林党人」，「左翼作家」，其实还是和「海棠吟社」一样，算是一夥人的别号，而有了别号就已十分满足，表达了他们所要表达的了。
可是我喜欢绰号。水浒传里有些绰号就很好。别号是自己取的，绰号却是人家给的。有别号的多是些读书人，有绰号的却多是些下流等社会的人。两者的分别就在这里。譬如听人叫「王麻子」，「康林鬼头」，比较走到人家的书房里，看见玻璃板下压着署有什麽「主人」的笺条，总要心里舒服得多。
下等社会的人也有他们一夥儿的别号，那是叫做「帮」。帮多是些穷凶极恶的，但是不无聊。读书人合夥儿的什麽社，目的只求做到幕僚，现在叫做智囊团的。而流氓的帮则往往做了「火十字团」一类恐怖政冶组织的底子。中间倘有认真的政党，首先得和这些读书人的社，流氓的帮分开。尤其是读书人的，他们弄政治不过是弄个别号玩玩，一夥人合称为左翼作家的时候，和个别的自署为什麽主人，居士，在沾沾自喜上头并没有两样。
（三）
中国文学近来有南方的与北方的两种。这是因为地气不同吗？不是的。主要的倒是因为政治气候的不同。也有人把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分作两派。认为有破坏域家的统一的嫌疑。但到底还是分了两派。
北方文学的中心是北平，作品的风格比较深湛，来得静，而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文学则是活泼的，不免粗浅。一般人的这种看法，原也是对的。粗浅的可以使之变为深湛，静可是要不得，因此也有人以为中国文学的前途在南方，北方的则在没落中。这话我可不以为然。
文学和政治中心接近，可以作成文学与时代的息息相关，但也使文学成为粗浅。这粗浅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修养问题。政治影响於一般人的生活，这一般人的生活是文学的基调。所以政治对於文学的影响无宁是间接的。但因为政治的动态是特别的触目，作者觉得它新奇，往往拿它做文学的题材，这样就容易失败。他们不知道从一般人日常生活的角度去描写政治，而从政治的角度去描写政治，变成政治的侦探小说一类。好的文学家是革命的，但不是更广大的。一个文学家处理政治的题材，应当像处理恋爱的题材一样，要考察要说明的是人性的抑制与解放，感染於小事物小动作，亦即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面的情调。
上海方面的作者因为与政治关系太直接的缘故，往往把政治描写得太夸张，而忽略了人生。这样一种夸张法，倘用来描写恋爱，是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用来描写政治，则成了骑士式革命家的报告文学。作品的粗浅，便不止是技术的问题了。
必须把政治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里滤过，才可以写成文学的作品。在政治动乱的中心地点不会产生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作品是产生在离政治动乱的中心地远一点的地方。政治动乱最高xdx潮的时候不会有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作品倒是产生在政治动乱的高xdx潮之前或之後的。因为作者要有阻嚼题材的余裕。
北伐以来，上海方面文学作品的粗暴，便是因为离政治太近。也有奖励这种粗暴，以为是革命文学的新的气质应当如此，可是革命文学必须是文学的，文学不容许粗暴。
就是革命，要的也是刚健，不是粗暴。北平离政治动乱的中心较远，较有考察政治动乱的从容，将来倘有描写一时代的生活气氛的文学作品，我想在北平比较在上海还更容易产生。就现状而论，北平方面的文学虽像是消极的，但也不是骂它一声「落伍」就能说明的。它的基地到底还是比上海方面的好，这不仅是说文学遗产，也是说的文学的前途。
（四）
小时候因为一直住在乡下，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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