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亦有其独自的符号与用语，但范围很窄，多拘於「有」，而西洋哲学的字语更是粗陋，他们的论文又怎能及得中国的。印度佛经里有许多说明「空」，与说明无限时间与无限空间的字语，但是没有说明「生」的字语，也没有阴阳的字语，所以印度也还是没有好论文。
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论文非他国的可及的第三点，则是中国的文章的造形就是有阴阳虚实与位置变化的，只有以这样形式的、徘徊徐疾，有调而非旋律的文章，才能适应於写出中国的论文所特有的那种内容，所以必然是文学的，不是西洋的那种逻辑体系的报告文学式的文体写的论文可比。所以春秋战国时的论文能起左传、离骚、西汉文章的带头作用。亦可说左传离骚汉赋与史记都是带有理论文的色彩的。
如左传里诸侯间行人与司宾的应对，每能辞达而辩明，国语则多是正正之论，国策更有理论的纵横可喜。楚辞可说是纯文学，而如离骚与渔父辞都是在要明世事的是非与人生道德价值的再评定。如宋玉的风赋与登徒子好色赋，皆带有应对辩论。西汉的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亦是起於辩对，终於正谊。又如司马迁的史记，自云盖欲以「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性格就是理论文式的。史记的每篇都加有「太史公曰」的论评。
中国文明有一个理字，上自朝廷，下至民间，无抵抗的被接受於日常生活与人事的全面。西洋只有数学的理与物理学的理被万人接受，而中国的则是包括数理物理在内的通於天地人三才之理。一偏的数理与物理在西洋文学就要暂时被放弃，而中国的是大自然之理，虽在诗文里亦不例外。
中国文学是知性的，情操亦知性化了，所以无论诗文皆自然带有理论式。这拿日本文学来对照，就很明白。日本的万叶集相当於中国的诗经，诗经里大雅最是多讲理论，万叶集里的歌则纯於抒情，没有是说理的。以李白的诗比日本西行法师的歌与芭蕉俳句，便知李白诗里处处有叙事说理，因此日本人以为不及西行与芭蕉的纯文学。但这是狭小的见识。李白的诗正是好在诗与非诗的边际。理也要看是什麽样的理，合理主义的理当然不可以为文学，但中国的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的理，这理自身就是诗的，而诗亦必是知性的，说理可以说得来极自然。还有中国文学可以叙事即是抒情，则是因为那叙事真能格物，写到了物背後的象。
文明的历史，新石器的始生文明自约一万二千年前至约七千年前为一期。至伏羲神农而入於变期，伏羲画八卦，神农在黄河流域新定农业。伏羲画八卦是新石器时代发明数学与天文音乐等以後唯一的大发明，为西方古文明国所无。而至黄帝，则又入一变期。自伏羲氏至黄帝（约为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有似自春秋战国至秦汉，但是这变期较春秋战国更长，约为一千余年。自黄帝起开出一个新创造的时代，下至殷周（约为五千年前至三千年前）为一期，正式成就了汉文明。而至春秋战国，又入於变期，下去开出了秦汉，又是新的创造，自秦汉至明清凡二千年间，又为一期。而我们现在，是从清末与西洋接触以来又是入於变期。
伏羲画八卦，是次於新石器时代发见与发明数学、天文学、音乐、轮、杠杆、辘轳的奇蹟，是人类知性的又一次高扬，故能开出黄帝至殷商的新成就。春秋战国的把文明来理论的学问化，这又是一次知性的高扬，故能开出秦汉的新制度与文物，可以沿用至於明清凡约二千年间。而我们今来提出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便也是为了今日我们入於新的变期，要有又一次知性的高扬。中国文明第一期从黄帝算起，第二期从刘邦算起，而第三期要从孙文先生算起。
汉朝真是高旷雄劲的，有新的政治产业制度，新的宫室建筑与道路工程，与衣裳器皿。汉朝有新的一统天下，有行於新制的强大兵威，凡百皆异於殷周的。我们只看当时的摩崖铭刻的字，如杨淮表纪，石门颂的书势，那气魄之大，真使後世善书者觉得不可及。所以汉朝的文章亦有这样伟大，汉赋是对彼时新的日月山川物产，宫阙市朝人物的盛大风景的欢喜礼赞，所以汉赋有这麽多新字语，而其旨归於对天地寅恭，风动於情而绚於礼乐之正的一种思省。这汉朝文学的殿後是曹操的乐府诗与其手札。
※新情操的时代
六朝是文学上新情操的时代。
六朝是中国文明入於新的变期，底下开出隋唐，与以前秦汉制度上虽有所改变，原则上并无异，新异宁只是在於情操上，这最是见於文学。
五胡乱华，肇因於晋之清谈误国，而晋之清谈实远从对於东汉崇儒之反动而来。
原来汉民族的精神是在黄老，儒家的则是路，也要有精神才能走路，所以是要两者合起来才好。西汉尚黄老，然至汉武帝已同时崇儒，而当时的大儒董仲舒也讲阴阳五行，参杂黄老，比董仲舒稍前有贾谊与晁错，实是儒术而兼法家者。法家在历史上每是儒与黄老的接点，如王莽，如王安石，皆引周礼行新法。但至东汉，变得儒教一尊，摒弃黄老。汉武有求贤良茂材诏，而东汉改为举孝廉，取士必以儒，气象遂不及西汉，此在文章上最易看出，汉书不及史记，马融、张衡、班固的赋亦不及贾谊、司马相如、杨雄。所以从文学最可见历史上朝代的气运。东汉是儒教固滞了，使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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