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文学的作者，一种是士，一种是民。如两汉文章，唐宋诗词，作者是士。如民谣、童谣、平话、说书，作者是民。
平话与说书自唐以後才有，另成艺人，民谣童谣则来历甚古，不成为艺人，两者皆属於民，有别於士。士为四民之一，本来也是民，但是士与民有别而相关，此点要追溯到周礼王制的王官与王民，士是王官，民是王民。後世制度虽改，此种身分的自觉还是一直承传着。
中国文学作者与西洋文学作者的素质根本不同，西洋没有士，他们的民亦不像中国的。所以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素质亦根本不同了。
我今能把这点提出来说得明白，经过也不是容易。士与文学我比较知道得早，为此与日本文人争论过一阵。但是中国民众文学的所以然，则是到了这回写写中国文学史话，中间才豁然明白过来的。
先说关於士与文学的话。尾崎士郎我听他说过两次「我是小说家」，一次我就当面批评他：「杨雄说文章小道，壮夫不为，你为何安於做个小说家？明治天皇才真是大诗人，而不以诗人自居。」尾崎听了以为然，其後有一次他当着我，对人更正说：「其实我不是小说家。」尾崎是天才作家，我喜欢他的人洒落无碍，神采照座。
其後是对保田与重郎，保田志於做隐遁诗人，向往後鸟羽院文学，我说：後鸟羽帝受制於将军，其歌、诗虽美，盖与宋徽宗之耽於书画而被金兵俘虏，同为可诫。至於士，是要为国家靖乱，开出太平，又岂可只想抱残守缺，做个隐遁诗人。中国人亦以文章之美为最贵，但凡事自有本末，以视礼乐，则礼乐为本，文章为末，所以李白苏轼皆不愿只做个文章之士，欧阳修对客多是谈政治，很少及於文章。何况如庄子所言，虽天子亦可平视，虽礼乐亦可豁脱，来到了大自然之前无贵贱，所以真贵人往往忘其贵，真美人不自知其美，绝世的好文章出於无意。而中国的艺人更谦卑。日本人是人耽於诗歌与美术了，但我爱的还是像丰臣秀吉那样的英雄，他统一了群雄割据的局面，开出日本史上所谓桃山时代，他自己不写文章，不作一件美术品，他只开了风气，让世人去百花齐放，今天的又是什麽时势，而你却只想做个隐遁诗人？
我在保田家谈了这些，翌日他对我只说了一句：「我把你的话想了通宵。」以後我还写过几封信申论此旨，但是保田终不肯接受。这点还是尾崎士郎我与他说话能通。在那次「早晨的访问里」，他听了我的说话之後很反省，他道：「今天我们的文学里就是没有革命。」没有革命，是没有礼乐，也没有文章的。可是一次商量日译「今生今世」，尾崎道：「这可好，如今流行起政治小说。」当下我听了起一反感，因为这与写政治小说的作家的身分志气是不同的。
虽然如此，昭和文人中只此二人是士，尾崎与保田，再有一人是三岛由纪夫，皆才华气概有足使人向往的。二人已死，如今存者惟保田。此外今时日本的小说家皆同於西洋作家的身分，无复士的自觉了。他们很讶异中国的文人何以都那样政治性的，言下有一种不屑。
中国是五四运动时叫喊取消士的身分观念，要学西洋的知识分子一样。可是士的志气与对天下的责任观念还是不自觉地存在着，而且高扬，以此参加北伐，有的则去参加中共，演了传统的、领导民间起兵的，士的角色。而因在文学上有意压消了士的身分观念，遂变得了没有中国自己的文学。
士的自觉殆於全灭，是在国府迁台後。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化人参加革命，上中共的当，遭了严重的政治失败，从此对天下国家大事完全失去了见识上的自信与勇气了。二是美国化压倒了一切，物量主义的社会把感情、道德与智慧来彻底破坏了，哪里还会有士的精神。他们遂成了完全与西洋的文化人一样。从来没有像今日的大学教授与文坛作家的人格藐小卑劣，也从来没有像今日的在彻底把文学理论西洋化，如颜元叔之流。
二
然则西洋文学的作家又是怎样的人呢？他们可分两种，一种素质好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式的，又一种素质恶俗的是中世纪文艺复兴後的艺术家式的。
西洋文学当中最好的是柏拉图集，文学原不在乎诗文小说戏剧等形式，如史记就是最好的文学。柏拉图的文章有知性的光。希腊是其数学与科学皆是诗的，其哲学家是诗人。原来希腊的数学与科学是从巴比伦与埃及的寺院僧侣学得来的，所以希腊的哲学者还离祭司未远，他们都信神。但是已离祭司而独立，成了学问家的一种新身分了。他们虽然没有能够像中国的离祭司独立了成为士，没有像中国之士对天下的责任感与礼乐之学，但是也有一种新鲜清洁的朝气。
後世西洋的好文学亦宁是在数学与科学者，如笛卡儿、爱因斯坦。文学者是像萧伯纳。日本如寺田寅彦的随笔，冈洁的「春草」，汤川秀树的「旅人」，皆是好文章，非当时的文学家所可及。文学家则日本的如永井荷风与长谷川如是闲，中国的如周作人与张爱玲，有西洋柏拉图以来知性的光。但是希腊的哲学家因未成为士，没有礼乐之学，他们的学问的知性的光安不到人事里去，虽然他们的行为离俗是好，可是会流於乖张。像柏拉图於一天之内做两个新娘的新郎，就是涉於乖张。永井荷风晚年更是冷癖不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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