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被人注意。（文中子的语句全仿论语，单是这点就已使人厌鄙他。）
历史的浩然之气实在要紧，後世儒者只知这气是个人的修养，不知有历史的浩然之气，是全体民族在大灾难中行险，集义而生的开出新时代的大创造力。残唐五代至宋就是缺少这个。南北朝至隋唐是儒者通过当时发达的数学与科学而结合於黄老，及通过变法（行均田制）而结合於黄老。五代时数学与科学亦有一发达，陈搏因之能於易数有新发明。北宋尚出数学与科学的大家，而且变法亦有王安石的青苗与保马法，但至程朱之学行於世，儒乃不屑於数学与科学，更不读法家之书，乃至专读四书，不读周礼王制，儒遂与黄老绝，与黄老绝就是丧失汉民族的大自然精神与创造力了。
但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乃是因为他考虑得不周全。
王安石的青苗保马法与北魏的均田制皆依於周礼，但是均田制民自十八岁授田，至六十岁返田只需两次手续，而青苗保马则一年中要有几次手续，假手於吏胥来办就坏了。这要像周礼里的王官与王民的关系，即是同生在井田制里的当地之士领导农民与手工业者来实行才可，不然则要有像现代的银行制度亦可以实行得，王安石的新法是不具备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当然失败。青苗法与保马法若行成功，宋朝对辽与西夏可以强大，但是当时亦缺乏时代的创造力来做背境，司马光苏轼等都反对。王安石的文章是有当时人所没有的好处，但是他的文章亦无人继。
自南宋至元明清，士的文章几於全无可看，他们推尊韩愈，其实韩文就不怎麽好。韩愈肯定儒家，肯定世俗富贵功名。宋儒则是把礼教太肯定了。无论怎样的好东西，你若把它太肯定了，就会是小是陋，就会是妄。诗词远比文章好些。但如元好问、吴梅村的话都缺少一个兴字。明初高青邱与清初王渔洋的话中有好的。朱彝尊我是喜欢他的红桥诗。还有是喜欢纳兰性德词「孟姜女庙」：
飞雨残阳影断霓、寒涛日夜女郎祠、翠钿尘网上蛛丝。
澄海楼高空极月、望夫石柱留题诗、六王如梦祖龙非。
结尾一句「六王如梦祖龙非」真是大。祖龙是指秦始皇。但就一般来说，从宋末到元明清是士的文学凋萎已极。
彼时亦有禅僧中豪杰，但是不得士与之结合，终究不能有结果。然而士虽疲?，民固健在，民的文学如宋平话，元曲与明清说书小说的旺盛，背後实含有随时可以民间起兵的大行动力。但是彼时民的文学不得士的文学为领导，这就可见彼时士的对於政治亦无领导能力了。
盖自宋末至清末六七百年中，士之豪杰者仅得耶律楚材一人，大儒只得孙诒让一人。耶律楚材是禅僧之徒，他从成吉思汗出征，相元世祖忽必烈尊重华夷的制度。然而他只得一人，没有有为之士的强大集团做他的背境。所以他不能比王猛、苻坚、崔浩对拓跋魏道武帝的威信程度。至元末民间起兵，士又不能领导，所以从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对於士完全没有敬意，他随意杀文人。明朝又待宰相最坏。若有像楚汉之际的与隋唐之际的多士，明太祖亦不敢这样卑劣。
明朝与清朝都是最没有创造性的。
明清士专於儒，儒专於科举八股，亦有为朱王理学，或训诂之学的，他们皆不屑自然界的知识，亦不知天下形势，亦不会文学。否则清初康熙帝倒是个非凡的人，他是真知道汉文明，并研究西洋科学的，他对西洋的新知识都亲自来学。他只是拒绝了传教士的劝他信基督教。倘使有像昔年拓跋魏时崔浩高允那样的智士帮助他，正可以开出一个大有创造性的新时代的。
当清朝康熙时，欧洲的科学新知识与方在开始的世界新形势正可以是对中国文明的一个大刺激，当时若来接受它，可尚有如魏晋南北朝时接受西域文明的余裕。康熙帝比俄国的沙皇彼得更早，当时中国还赶得及与英法德抢先并驱进入蒸汽机工业革命。英德法及後来的美国的进入现代产业，是依其原有的经济构造的不同而变革出来的，所以虽一般的是资本主义，而在其过程上与体质上亦还是各有特色。而康熙时的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世界上最强大健康的，可以比英法德等国家更有余裕使工业革命可以自然成长，用不着像英国的荒废耕地做成兰开夏机器纺织业的牧羊场，也用不着待童工女工那样残酷，也用不着那样争夺世界殖民地。当时若就来做，是可以使机器工业被涵养在中国文明里，与农业手工业有一调和，它可以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远比西洋更新的产业体制，而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当时若有这个，则全世界的历史都将为之改观。康熙时中国确是有这样做的机会，现在孙先生的开发产业，节制资本，与世界大同的遗教，与我主张的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而以机器工业为辅佐的产业新体制，早在康熙时若於新知识上完全开向西洋，是可以大有余裕来自然地形成，被创造出来的。
然而康熙帝时没有像拓跋魏时崔浩高允那样的士帮他。
从宋末到元明，再到清朝，士是只有越来越变成闭塞固陋，没有人像汉唐之士的对帝王「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而且他们也自外於民间起兵。太平天国就可见得是士与民间起兵无缘。曾国藩这边的又只有第二、三等之士，虽然平了乱，也缺乏创造性。
欲知当年事，只须看当年的文学。
自宋末至於元明清是士的文学固陋已极，但民的文学一直到清末依然好精神，如平剧，说书说白蛇传，说秋香三笑，小调唱孟姜女，闲书看三国演义，说唐，精忠岳传，征东征西。士的文学固陋，是反映国之政治已失风光，而民的文学的好精神则见证了中国的民族尚一直是旺盛的，所以有从反元朝的民间起兵，到反清朝的民间起兵，但是可惜了几次都是当时之士不够来领导。
※今日何日兮
辛亥起义当初，志士远溯黄帝纪年，才是士的第一次觉醒，他们对世界的新形势与新知识开了眼界。且自从孙先生，这般人又有了士的文章。孙先生上书李鸿章，使人想起西汉贾谊的陈时事疏，三民主义原稿与建国大纲更是直接从周礼而来。邹容的「革命军」文气似楚辞。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有王安石苏轼的明快。可是言文学者多不及之，以为中国近代文学要从五四时代的文艺作品算起，这是把文学看得太单薄了。「山河岁月」与「革命要诗与学问」就是继承汉魏的、与孙先生一派的文章，用五四的新文体，而把五四的文学来打开了。
五四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革命，但是五四犯有三个错误：一、否定礼教。二、否定士。三、把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
把文学当作艺术的一种是把文学看小了，这我在前文已有说过。这里只说礼教这样东西，就是肯定即妄，宋儒妄到女人不可出门一步。但是五四把礼教来否定了，这又人的情意漂失了。礼教只可有更革，但史上每换朝代，顶多亦只是改了正朔与服色，没有改到祭祀与宾主伦常间之礼的。礼仪是中国人情意的表现形式，五四在原则上把礼教来打倒了，至少在文学上写中国人的情意没有了形式，以至小说里用了西洋人的情意与动作的形式来描写中国人，这样，文章先就不美了。
五四的文化人又否定士，是因为西洋无士。士是先知先觉者，布衣疏食，而志在於天下，与民主的个人主义立场不合。鲁迅一代的前进文人，宁愿他们的儿子做个电气工人。如日本的教师组合，都当自己是劳动者，不知有士之贵。但我还是喜欢世间有贵人。古代希腊是哲学家最尊，日本则歌人最尊，但都不如中国的士好。
中国的读书人是士。士因自己是贵人，所以他知道世上有尊贵的人与尊贵的物。我曾见一处事务室的职员是好女子，後来听说她嫁给汽车司机，很替她觉得不配以的。「击壤歌」里的小虾说自己绝对不会爱商人，这使我读了很高兴。苏轼题虢国夫人郊游诗有「座中八姨真贵人，走马来看不动尘」。我也有诗赠日本陶人上田桓次，他家住京都郊盏山，於此烧窑，诗曰：
西京无复旧公卿陇亩尚栖真贵人
盏山若问世消息佛火仙焰劫初成
文章是写的绝对与永恒，这只有作者是士才能。这是从古老的周礼里王官与王民的贵气，然而这才真的是新鲜东西。
辛亥起义原是士的复醒，与民间起兵结合，但是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随即陷於思想上的大迷惑。他们对於旧是不读古书，对於新又不看看今世纪西洋在物理学上与天文学上的新发见，更不看看西南亚细亚的古文明的地下发掘，也不对孙先生的思想求了解，而说要科学与民主。他们自外於中国的历史的现实，亦於世界的历史的现实无知，他们不知自己是站在什麽地方，他们於民疏隔了。辛亥之後，民间起兵继续一浪推一浪，而士对之失了领导力。是这样，才被中共所乘，沦陷了大陆的。
今时人心的主题是反共光复大陆，於此我明白揭出了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与文明的造形的原理，依之以建设中国的、同时亦是世界性的政治与产业的新制度。这样，士就恢复了历史上的先知先觉者的地位，唤起时代的大意志力。但如天下士与天下之民来做这桩大事，也还要有九万里之风把它载起来，这里就用得着文章了，朱天心的「击壤歌」里就有像汉高祖的大风歌的发句。
而且孙先生说的唤起民众，亦是先要通过士的文学与民的文学结合。这就先要看中国文学上两者的共通点在哪里。这里我引一段袁琼琼的写歌仔戏，先来知道民的文学的性格：
「我喜欢看布袋戏，可是不喜欢布袋木偶，木偶不仅是死的，还有散了戏的凄凉。歌仔戏又不同，我是说路边的歌仔戏，电视上的不算。演员脸上厚厚的粧，乍看就像木偶人，台上两个边门，门帘略略撩起。在台上是一板一眼的，走台步、手势、眼色，方寸不零乱。下了场子，在门帘边觑见刚刚在台上庄严法相的观音娘娘，这时跷了两腿坐着，白色锦衣衬着台上走脏了的鞋底，这是在戏的繁华里露出了不妥贴的家常来，让人小小的苦恼了，可是很亲切。前台还是锵锵锵的走马换将，声音透过麦克风，庞大得变了音。演员哭倒在台前，拿袖子掩着脸。门帘边上，另一个演员在逗孩子，又是『古代与现代的结合』，笑得一张上了粧的嘴张得好大，血盆大口。野台戏的好处是演员不那麽慎重，前後台的分别也不严，所以看戏是纯消遣，没有什麽艺术口味的负担。人生由台前流向台後，又由台後流向台前，碰到敏感的人，说不定反而形成更大的心灵骚动了。」
这就是张爱玲所诧异的：「怎麽可以这样？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做戏呀！」观众也明明知道自己在看戏，演员与观众都是像小孩的认真地在游戏，在艺术之外有人的跌宕自喜。谷崎润一郎与川端康成若知道这个，也不曾钻到艺术的黑暗之谷了。若早知这个，有好些人就不会穿了燕尾服去听交响曲，讨艺术的负担了。
自宋儒不知游戏，士的文学遂不如民的文学，五四以来又学西洋，更不知游戏了，士的文学亦更与民的文学分离得远了。宋儒的正经是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式的，处州马上纯先生游西湖，路上他也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而五四以来文人的正经是徐訏与余光中式的，不过比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振保还更多读了西洋的文学书。可是现在有了像袁琼琼的能是民的文学的知音人，士与民乃又可欢喜相见了。这里还得再提一提管管的「请坐月亮请坐」是一部士与民认真游戏在一淘的文学。
朱天文的「青青子衿」写童养媳和未婚夫，与她称为姊弟的二人在田畈里玩，真是玩得好，而两人之间的真切处又是那样的叫人感动。仙枝文章里写小时学骑脚踏车，写蹲在路边看几个小孩拿纸糊的捞子捞金鱼。朱天文写与仙枝玩圆山，买鱿鱼眼睛吃，又便宜又好，吃了又买几颗。仙枝也写偕朱天文到她嫂子娘家看乳牛：
清明那天偕你去看牛，两排牛妈妈蹲下身子来有城墙高。我们在夹道间喂牧草，日色倾得一地斑斑驳驳。牧草的野羶味湮着满屋子都清明粗犷起来；见你闪闪跳跳的躲着牛妈妈的长舌舐你的裙角……
又写：
古仪带给你樱花子时，猜你一定先剥下一颗吃吃，对不？我那三颗今晨发觉有一颗被虫子咬了一大口，我怕那虫儿一定酸透牙床，几天要吃不进东西了。
朱天文与仙枝这样一写，凡是中国人都年轻活泼了。
生而幸为中国人，无尽的对於自己的民族的喜欢与爱呵！
袁琼琼写她去左营看管管没见着，临着青纱窗给他写便条，「书桌上一叠书一叠文稿，一堆铅笔、钢笔、原子笔、墨笔，我一边写字一边手放在书上，想像他写字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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