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一九七九年二期刊登的陈凯同志的短篇小说《我应该怎么办？》，仅从艺术手法上看，情节曲折、文笔清新，在爱情的描写上思想解放、感情奔放，不失为一篇风格独特的新作。
但是，小说所叙说的情节，我们似乎并不陌生。记得去年夏季，在北京街头曾出现一张《××，我应该怎么办？》的大字报，煞有介事地诉说了一个女人的离奇遭遇，除了时间、地点和细节上有出入外，大的经历与陈凯同志笔下的薛子君相似。不过，当时不少人就怀疑：这大字报是真人真事呢，还是虚构的故事？因为人们没有忘记，早在四十年前，戏剧界的老前辈夏衍同志曾经创作了著名的话剧《上海屋檐下》，所叙述的也恰巧是这么一女两男离合悲欢的遭遇。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有心的移花接木呢？因为它不是文学作品，大家也没有去管它。如今，这样一个基本类似的故事，又以小说的形式出现了，这真是无独有偶啊。
为了繁荣我们的文艺创作，作者不仅应该到群众的生活这唯一的源泉中去选取素材，而且也完全可以从老一辈那里学习、继承和借鉴有益的财富。在这里，我不想探讨小说与大字报、剧本是什么关系，因为作者自己很清楚。就算是源泉和借鉴的关系吧！那么，我们的文艺作品不仅要源于生活，而且应该对生活进行高度的概括和集中，高于生活，才具有典型意义。《上海屋檐下》正是对三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人民的苦难生活和革命青年的遭遇，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因此它是典型的、真实可信的。然而，《我应该怎么办？》却以同样的题材和情节，塑造了一出七十年代的悲剧，却未免失去了典型意义和真实。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社会是存在暗面的，因为阶级斗争还存在，真善美与假恶丑每时每刻都在斗争。特别是在“四人帮”横行霸道的岁月，在我们的民主生活被破坏，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的时候，冤狱遍于中，悲剧怵目惊心。无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刻地揭示这些暗面，反映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逸出常轨的这个历史时期发生的悲剧。它可以使人民正视这些血和泪的教训，使这些悲剧不再重演。
过去的一年多，已经有不少的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大胆的、成功的尝试。这些作品告诉我们，“四人帮”所造成的灾难，决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社会问题，那个时期形成的乃是时代的悲剧、阶级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尽管它们是以个人的不幸来表现的）。广大作者所选取的题材，正是建立在千百万人民共同经历的事实基础上的。所以，在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后，才更能唤起群众的共鸣。比如《班主任》中的谢惠敏，这一“四人帮”愚民政策、极左路线的典型受害者，在我们的青年中何止千万？《神圣的使命》叙述了公安战士王公伯为了昭雪白舜的冤案，被“四人帮”的爪牙残酷地致于死地的悲剧，他的牺牲是必然的，正如一篇评论文章所说：“他的悲剧是白舜悲剧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当时的特定情境下，不是王公伯，换一个别的人去为白舜冤案的平反奔走，也难子逃出徐润成等人的魔掌。”（引语见《文艺报》1979.2期第30页）这些作品的成功，正在于此。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又是怎样的呢？它所借以建立的事实基础，只是一些偶然的、个别的现象。当然，象李丽文、刘亦民这样的无辜青年被捕入狱，这并不是个别的。然而，应该承认，构成小说主的并不是冤狱。造成子君最终不幸的也并不是人蒙冤，而是这两个丈夫最后同时来到她的身边，并且两个人又都是与她恩重情深、血肉相连、难割难舍。她所痛苦的，己不是由于丽文入狱，而是出狱后她今后的生活怎样安排。全文七节，百分之七、八十的文字并不是用来揭露“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而主要是放在渲染子君与前后两个丈夫的感情发展上，很显然，离开这些渲染做基础，那么子君未来的生活道路也并不那么难以选择了。
为了构成这样特殊的矛盾冲突，作者确实挖空心思设计了（也许是从生活中选择的）许多纯属偶然的情节。这些情节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文艺作品为了故事的衔接、过渡的需要。试想一下：如果子君与丽文不是分居两地、鞭长莫及；子君家里不是只有老女的姑；被拖到铁轨上的丽文没有碰巧被工人发现；从江中救出子君的不是老同学；街坊组长既不面容和善更不是亦民的姨；亦民不是有一段辛酸恋爱史的单身汉，并且没有独用的房子……够了。显然，这根特制的链条哪怕有一个环节断裂，小说的结局就完全改变了，薛子君同志也就不会在粉碎“四人帮”后，大多数人都在笑逐颜开庆胜利的时候，独自发出绝望的呼唤了。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作者的创作宗旨应该是揭露“四人帮”的罪行给人们留下的创伤。经历过这难忘十年的人们，深深懂得：“四人帮”给我们的家、人民留下的有形和无形的创伤，是不可能在“四人帮”垮台后的一个早晨医治好的。因为它已经渗入到我们的政治、经济以及人们的道德观念之中去了。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大胆揭示它，唤起人们去医治它。并且，我们坚信，经过全、全人民的努力，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