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坊间刊行之中国文学史，于分期一端，绝少致意。竟有不分时代，囫囵言之者；间为分期之事，亦不能断画称情。览其据以分期之意恉，恒觉支离：此亦一憾事也。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规定分中国文学史之教授为三段：一曰上古，自黄帝至建安；二曰中古，自建安至唐；三曰近古，自唐至清朝。似此分法，大体可行；然于古今文学转变之枢机，尚有未惬余意者。就余所知，似分四期为宜。今列举如左：
一、上古。自商末叶至战国末叶。
二、中古。自秦始皇统一至“初唐”之末。
三、近古。自“盛唐”之始至明中叶。
四、近代。自明弘嘉而后至今。
谈文学史者，恒谓中国文学始于黄帝：此语骤观之似亦可通，细按之则殊未允。黄帝时书皆不传，今但有伪内经而已。虽残缺歌谣，有一二流传至今，正不能执此一二残阙歌谣，以为当时有文学之证。何者？此一二残缺歌谣，不足当文学之名也。其后有所谓《虞书》者，今所传《尧典》（伪孔《舜典》在内）是也。此篇文辞，大类后人碑铭墓志，决非荒古之文。寻其梗概，与《大戴礼记》中宰予问、五帝德无殊。开始即曰“稽古”，作于后代可知。意者同为孟子所谓传，汉世所谓儒家所传之书传；其后真《尧典》亡佚，遂取《尧典》之传以代之（说详拙著《尚书十论》）。《尧典》既不可据，则当时文学，不可得言。《虞书》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语；《尚书大传》载云卿之歌。舜时文学，似已可谓成立矣。然《虞书》仅有诗之名，诗之实未尝传于后代，卿云诸歌，又未可确信为真。故不能以虞代为中国文学所托始，“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郑康成《诗谱序》语）。其他散文，《禹贡》《甘誓》颇可信。然《禹贡》仅言地理，《甘誓》不过诏令，不足当文学之名。至于商朝，虽郑康成以为“不风不雅”，而颂实存。古文家以《商颂》为商代之旧，由今文家言之，则西周之末正考父作。今以《商颂》文词断其先后，似古文家义为长。（余固从今文非古文者，独此说不可一概论。）纵以颂非商旧，而风中实有殷遗。《周南·汝坟》之二章云，“鲂鱼頳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此为殷末之作，决然无疑。（汝坟为殷畿内水。）又《关雎》篇云，“在河之洲。”章太炎先生云，“南国无河！岐去河亦三四百里。今诗人举河洲，是为被及殷域，不越其望。且师挚殷之神瞽：殷无风，不采诗，而挚犹治《关雎》之乱，明其事涉殷。”此《关雎》为殷诗之确证。今第一期托始于商者，以《商颂》存于后世，商末诗歌犹可见其一面，至于前此而往，自黄帝至于夏年，以理推之，不可谓无文学，然其文学既不传于后世，断不可取半信半疑之短歌以证其文学，惟有置之。编文学史而托始黄唐虞夏，泰甚之举也。
西周文学大盛矣：韵文则有“诗”，无韵文则有“史”有“礼”。从文学之真义，“礼”不能尸文学之名：然舍“礼”而仅论雅颂豳风二南，其文学固可观也。东周可谓中国文学最自由发达之时代。约而论之，可分六派。一曰“诗人”之文学邶以下之风，（除豳）与所谓“变雅”者是。二曰“史家”之文学，《国语》（《左传》在内）《战国策》《吴越春秋》《越绝书》是。（此数种未必尽真。）三曰“子家”之文学，孔子之《易系》，子思之《中庸》，《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之类是。四曰“赋”之文学，荀卿之“赋”是。（荀“赋”之体，必当时有之，作者谅不仅荀子一人，特传后者，惟荀子耳。）五曰“楚辞”之文学，屈平宋玉景差所为者是。六曰歌谣之文学，散见之歌谣是。凡此诸派，各不相同，然有普遍之精神，则自由发展，有创造之能力，不遵一格是也。故以文情而论，同在一时，而异其恉趣；以形式而论，师弟之间而变其名称。（屈辞宋赋体各不同。）今试执此时所出产之文学互比较之，有二家相同者乎？无有也。是真可谓中国文学最自由之时代矣。降至汉朝，此风顿熄。夫知东周之政治思想，不与秦汉侔，则知东周文学不可与秦汉合也。
自秦至于“初唐”为中国骈俪文学历层演化之期。此时期间，文学之推移，恒遵此一定趋向，不入他轨。若前期之自由发展，不守一线者，概乎未之闻焉。秦代文学特出者，李斯一人耳。此人之推翻东周文学，犹其推翻东周政治与思想也。李斯之文今存者，当以诸刻石与《谏逐客书》为代表。刻石之文，一变前人风气；诚如李申耆所云，“亦焚诗书之故智。”其赫赫之情，与其四字成章之体，后世骈文之初祖，“庙堂制作”之所由防也。《谏逐客书》一文，多铺张，善偶语，直类东汉之文矣。西汉司马相如扬雄之赋，用古典，好堆砌；故虽非骈文，而为后世骈文树之风声。（汉赋乃楚辞之变，文体差近，故分文学时代者，每合楚汉为言。其实楚辞汉赋，貌同心异，论其质素，绝不侔也。）至于东汉魏晋之世，竟渐成对偶铺排之体。宋齐而降，规律益严。至于陈周之徐庚，“初唐”之王杨，骈体大成矣。此将千年间，直可谓风气一贯。自李斯始，俪体逐渐发达，经若干阶级，直至文成骈，诗成律，然后止焉。此时期中，岂少不遵此轨者。若汉之贾谊，犹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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