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读《文选》，至枚乘《七发》之赋曲江潮，为之神往，窃思何日得见此海天之大观耶？二十余年间，西游欧洲，南居岭外，终不得一睹子胥之波臣。民国十七年秋，羁旅上海，于仲秋既望往观于海宁，然后知枚生之辞，华而未尝无实，铺张而恰中事情也。归途坐小舟，遵江溪，景物清新，心旷神怡，窃意楚太子何事如彼头巾寒酸气，告以巨观，曰病未能，告以孔墨，乃霍然愈？于是益觉枚生所称曲江之潮非浙江潮莫当，而所谓“广陵之曲江”一语，更不能释然于心矣。后来稍稍询之治地理者，广陵之称，终不可解。今北都再危，忧愤忘事，爰检屈辞，遂及枚赋。旧情既萌，獭祭群书，卒得证据，涣然冰释矣。谨写其解如下：
以曲江为浙江者，朱竹垞也。既以曲江为浙江，遂似不得不以广陵为钱塘之城。（见《曝书亭集》卷三十一，《与越辰六书》。）以广陵为近世所谓扬州城者，汪容甫也。既以广陵为扬州城，遂似不得不以曲江当甘泉县之小水。实则广陵正是后之广陵，曲江亦即后之浙江，事在易而两君求之难矣。
地名，人为者也，可同名，可移徒，可讹谬。地理，自然界之事实也，人不得而改易，故论地当以自然事实为先。今浙江之潮，诚世界希有之大观，必入海之口为胃形，然后能成此奇迹。今世上有此现象者，钱塘江之外，仅南非一大川类似。若从汪氏说，以曲江为北江，则必二千年前，扬子江入海处与今日形状大异，镇江以下皆在海中，然后可也。夫崇明岛至宋始大，今日东海海塘之筑始于明代，固为熟知之事实。然谓西历纪元第二世纪中，即枚乘生时，长江入海处与今日情形如此大差异，诚不可能，区区二千年，在历史上固然久远，在地质史上乃不成一单位。且浙江潮固历代著名者，若扬子有同类之潮，枚乘之后不便即无称道之者，歌咏之者。李善注固以曲江为扬子江者，乃不得不引山谦之《南徐州记》，《南齐书·地理志》，以佐证之。然所引仅谓有江涛耳，与《七发》所形容者迥别。今扬子江潮犹及芜湖，然非浙江潮之类也。枚乘固云，“通望乎东海”，则观潮处必东近海口，设以扬子当之，亦必如今日海门以下，非扬州镇江之形势也。又云：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渺渺，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诚奋厥武，如震如怒。
则俨然今日浙江潮之画图也。郦道元，古代地理学之第一权威也。其序地理，虽不能尽由目验，亦皆折之事实，绝非抄袭史传，排比文词者可比。其注江水，虽庐江郡以下自宋已阙佚，然其注浙江则云：
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吴越春秋以为子胥文种之神也。昔子胥亮（忠）于吴，而浮尸于江，吴人怜之，立祠于江上，名曰胥山。吴录云，胥山在太湖边，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种诚于越，而伏剑于山隂；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种既葬一年，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扬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是以枚乘曰：“涛无记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处焉。”
郦君明明以枚乘之曲江为浙江，汪氏舍此说，而乞灵于《南齐书》志、《南徐州记》，诚忘轻重。且“曲”“浙”本一词，其音变甚明。今按之地形，征之字义，曲江潮之必为浙江潮，无可疑也。
广陵一名始见于《史记》六国表，慎睹王二年，即楚怀王十年（西前319），“城广陵”。此当由灭越而起，前此十余年，越为楚灭，故今城之。史记此处固未示吾人以广陵之所在，然《项羽本纪》云：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
是时项梁“举吴中兵”，而召平渡江拜之，则广陵之在江北明矣。且据上文所引史记两事，广陵自战国即为重镇，不容钱塘江上又有一小邑，用夺其称。自汉以来，广陵为邑，为国，为郡，斑斑可考。今按之沿革，广陵城之必在江北，为近代所谓扬州城之前身，又无可疑也。
广陵城既必在江北，曲江潮又必然浙江潮，则“广陵之曲江”一词其不词乎？于是清帝弘历曰：
《七发》之作，不过文人托事抒藻之为，如子虚亡是，骋其赡博。非必若山经地志，专供考资者之脉络分
明也（引见王先谦本《水经注》卷首）。
此语胡涂之极！子虚亡是，固可空托，若言实在地名，则不能乱说，乱说必为时人所训。昆仑玄圃，神话中之地名也，故屈平可以肆用之，然云梦息慎，则实际地名矣，司马长卿设子虚亡是，然不能言“齐之云梦”“楚之息慎”也。然则“广陵之曲江”一词，必为汉惠文时通行之语，或可通之称。今宜寻其所由。若不然者，则《七发》必后人书矣。
以为广陵国不涉江南者，乃误读汉地理志之故。汉志郡国皆哀帝元始二年制，与前此之郡国分合不同。汉志中之广陵国境，乃成帝继广陵王胥之绝嗣，重立广陵孝王子守以后之分土。元始二年，在王位者为守子弘，此时广陵王国早失在江南之鄣郡，不止会稽而已。弘历以汉志之广陵国境论枚乘时事，其疏已甚。又《史记》褚少孙补《三王世家》记元狩六年广陵王胥受封之策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