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亚伯看清楚了，是个日本人，又高大又强壮，然而大多数日本人却并非如此。
穿着一套发皱的旅行服，脸上堆满了笑容，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头发油光发亮，梳理得很整齐，相机在他胸前晃动着。
日本人，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之一。富有，差不多每个人都这样，但却又易于轻信——对于那些被称之为制度法律的东西，他们往往非常严格地、无条件地去遵守。上个月海亚伯在一群日本人身上略施小技，捞了不少油水，他向他们每人收了五美元的观光费，说这是医院的制度规定的。
“不许拍照。”海亚伯用英语生硬地命令道。
这个日本人笑着欠了欠身，又将相机的镜头对准了拱形门外的玫瑰花坛，“咔嚓”，又是一张，接着又将镜头对准了前门。
“不！不！你不能在这里拍照。”海亚伯有些急了，走上前来，挡住了他的镜头，用手指着他的脸大声说道。然而这个日本人的笑容却更加灿烂了，真是不可理解！海亚伯从记忆中嫂寻着曾学过的单词，大脑高速运转，情急之下想起了布尔德温先生曾教给他的一个单词：“禁止！”这个日本人将嘴撮成了“Ｏ”型，似乎颇感惊讶，又点了点头，欠了欠身，似乎表示理解。然而他却又举起了相机——是一部理光相机，另一部也是，这次镜头对准的是海亚伯，只听得一声“咔嚓”，接着是胶卷转动的声音。
“不，不！”海亚伯摇着头，大声说道。
日本人盯着他，将手中的相机放下，又操起另一部。在他后面，那辆希伯伦来的卡车开走了。
“不！”海亚伯重复道，“这里禁止拍照。”
这个日本人却笑着欠了欠身，又准备按下快门。
完全是个白痴！也许“NO”在他的语言中意思是“Yes”——但上次那群日本人对于他的英语为什么又能理解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这家伙特别顽固？这家伙太强壮，不能采用胁迫的手段，这一点海亚伯心里很清楚，最好是采用什么办法呢？这样想着，海亚伯不知不觉中掏出了自己的钱包。
“联合国的规定，拍照必须交费。”他冲着这个日本人摇着手中的钱包说道，同时另一只手向后伸开，试图阻止身后的人群拥向大门。
人群越来越拥挤，他们使劲朝他挤过来，试图不必验卡就进人大门，典型的希伯伦牲口！什么时候这群人挤到一块儿，那里肯定有乱子。
“等一等！”海亚伯高声叫着，同时伸开双臂试图阻挡汹涌而来的人群！这群希伯伦来的病人仍然向前挤着，逐渐地包围了这个大个子的日本人，他们开始用一种惊奇和不信任的目光打量他，看着他拍照。
“不！”海亚伯大声叫着，同时用双臂阻止人们通过，“你们得出示难民卡！否则医生是不会给你们看病的！”
“他上个月给我看过病，”一个人大声说道，“说卡没用。”
“但现在你们必须出示难民卡！”海亚伯一边说着，一边转向日本人，抓住了他的一只胳膊，海亚伯觉得非常粗壮：“停住！禁止拍照！”“让他拍吧！”一个下巴上缠着纱布，嘴唇浮肿的家伙说道，话听起来含含糊糊的，他转向那个日本人，用阿拉伯语说道：
“给我拍一张吧，黄皮肤的兄弟！”这群希伯伦人顿时大笑起来。
“还有我。”
“给我也来一张，我想当电影明星！”
不知这个日本人是否真的听懂了这群难民的阿拉伯语，只见他乐不可支，不断地按下快门，给这群人拍了一张又一张。
海亚伯狠命抓住日本人的胳膊，这简直就是一块砖头，海亚伯使尽全身的力气，却没使它移动丝毫。
“不I不！禁止！禁止！”这几个英语单词海亚伯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为什么他不能拍照？”有人提出抗议。
“这是联合国的规定！”
“老是规定！狗屁规定！”
“把这些规定扔到一边去，让我们进去！”好几个病人又开始往前挤，有一个企图溜过去，海亚伯大声叫道：“给我站住！”那人只得停下来。这家伙身材矮小，菜青色的皮肤，满脸惶恐，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喉咙和腹部，装出一副很痛苦的样子！“卡呢？”海亚伯问道。
“丢了。”这人说道，努力装出一副低沉沙哑的声音，两只手按着腹部，显得很痛苦。
“没卡医生是不会给你看病的，知不知道？”这人嘟嚷着，点了点头。
“让他进去！”有人吼道，“他在卡车上吐了，病情很严重。”
“我也一样，我在车上吐得一塌糊涂！”有人跟着怪声怪调地叫起来。
人群中一阵哄堂大笑，紧跟着一连串粗野的叫骂声。
这个日本人似乎觉得这一切都是冲着他来的，这可把他给忙坏了、“咔嚓”声不断，把这些叫嚷的希伯伦人的可爱的嘴脸全拍了下来。
简直就是在演马戏，全因为这头拿相机的日本驴！海亚伯不禁大为恼火。就在他把手缩回来准备去拿日本人脖子上的理光相机的时候，好几个人又向门边挤过去。
“别再拍了！”他叫道，“禁止拍照，你懂不懂？”这个日本人仍毫不理会，笑着不断地按下快门。
越来越多的人从他身边挤过去，径直朝前门奔去，没有一个人亮出自己的卡。
“咔嚓”、“咔嚓”。
“停住！”
日本人终于停住了，放下手中的相机，让它靠在胸前。
胶卷可能用光了，海亚伯不禁有些得意，他要想装上胶卷，再到医院里面来拍照，简直没门！但他并没有伸手到口袋里去掏胶卷，而是朝海亚伯笑了笑，伸出手来主动和他握手。
海亚伯没理会他，伸出手来摊开了手掌：“二十美元，联合国的规定。”
这日本人又笑了笑，欠了欠身，然后径直走了。
“二十美元！”当他从一位病人身边走过的时候，那人笑着说道。
海亚伯索性站在一边，让病人进去。日本人又回到了路中间，拿出了第二部相机，这一部较小，又拍了起来，好一会才带着满足的神情驱车而去。
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拥到了门边，只有少数几个腿上有毛病的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跟着。
海亚伯重又回到了椅子上，这么热的天，实在是懒得动I他拿起椅背上的毛巾擦了擦汗，又端起冰茶啜饮起来。如果里面乱成一团糟，那可不关我的事，他这样想着。
他朝后仰了仰，伸开双腿，喝了口冰茶，展开身边的报纸，翻到广告专版，聚精会神地看起上面的旧车广告来，忘记了身边的嘈杂，忘记了那个日本人，忘记了那群病人开的玩笑，以及嘲笑，叫骂。就在这时，两个人出现在医院后面一片浓密的松林中。
他们穿着阿拉伯长袍，口袋里装着颐由联合国难民救济组织盖过钢印的难民卡。
医院里面，情况确实是一塌糊涂。气氛几乎达到了白热化，两名自愿医生尚未露面，病人们提前半小时进来，而且严重超员，走廊上都挤满了病人，他们或站着，或坐着，有的倚靠在柱子上，有的在聊天，有的则焦躁不安地四处游走。
空气污浊不堪，混合着病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怪味。
纳哈姆·施姆茨机敏的眼睛注视着周围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病人。贴在上嘴唇上的那撇假胡子今他感到很难受，活像一块亚麻布。他浑身上下汗淋淋的，真好似大病了一常惟一使他感到快活的就是还留在头脑中的爱娃清晰的笑容。
他将她从海得沙接回家，让她吃了些东西，又和她亲热了四个小时才睡觉，他知道她一夜没睡，一直守着身旁的电话，可怜的老家伙，正处在死亡的边缘，她一直想回到医院，回到他身边，生怕他没人照顾，孤零零地撒手人寰。
然而，当施姆茨五点钟起床，穿上这套阿拉伯服装的时候，她的嘴角还是不经意流露出了一些留恋的神情。没办法，他当时感到很饱歉。
达奥得对周围的一切似乎摸不关心，这个阿拉伯人站在大厅当中，和其他人混在一起，一副漠然的神情，偶尔用眼神和施姆茨交流一下，只见他馒馒地，慢慢地向后退去，终于退到了资料室门前，他等待着施姆茨的信号，施姆茨一做暗示，他就马上动这种动作是很隐蔽的，如果你不认真观察，你几乎发现不了，手在背后忙着撬锁，面神色却一片镇静。
这类事情应当将阿拉伯人难不倒，施姆茨认为，如果他们可以信赖，完全可以成为伟大的侦探。
在这里，他是个阿拉伯人，他完全被阿拉伯人包围着，除了1948年在集中营值班，他从来没和这么多的阿拉伯人呆在一起。
如果他们知道他是谁，他可能会被撕成碑片。早上他穿上这套阿拉伯服装后在镜子中照了一下，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竟和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没有什么差别。
有人点燃了香烟，其他许多人也纷纷效仿。身旁的一个小伙子碰了他一下问他是否也有。这群人，完全没将美国护士凯瑟迪小姐的话放在心上，她已经两次出来要求大家别捆烟。
“有烟吗？”这个小伙子又碰了他一下，重复道。
“别再抽了。”施姆茨用阿拉伯语答道。
凯瑟迪小姐又来到大厅上，叫了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跋子挂着拐杖应着，蹒跚着跟着她走了过去。
施姆茨注视着这个女的扶着那个跛子走向检查室，这女的胸脯平平的，臀部也不丰满，整个人似乎就是个干核桃，这种类型的女人可能只有像阿比亚迪那样风流好色的阿拉伯酋长才用来当作发泄性欲的对象。
几分钟之后，酋长本人从另一间检查室走了出来，长长的医生工作服穿得很整齐，他用轻蔑的目光扫视了一下面前的这群乌合之众，晃动了一下手腕，所戴的金表折射出一片耀眼的光芒。
处在这群人当中，酋长大人确实是鹤立鸡群。施姆茨对这佼大人是有所了解的。他跟着阿比亚迪穿过大厅，直到他走进资料室。达奥得已从门前移开了，坐在地上正在装睡。
阿比亚迪用一把钥匙打开了资料室的门。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他在这里究竟干些什么？为什么不在艾玛拉或东耶路撤冷的豪华街道上租一套办公室？只要他把心思用在那些大土地所有者或是富裕的游客身上，他肯定可以赚大把大把的钞票。而他却在这里和这群贫民混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议！对阿比亚迪的调查表明他是个不断调换胃口的花花公子，他根本不属于那种行善的人，如果他有什么善行，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另有图谋。
丹尼尔的观点是，那个屠夫肯定心理上有问题，并带有偏激的种族主义思想，企图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挑起争端。施姆茨不能肯定丹尼尔的观点是否正确，如果真是这样，似乎只证明了他自己的观点：阿比亚迪是一个最狂热的种族主义者，他极有可能就是屠夫。对于这一点，他在昨天晚上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的会议上讲了很多，但没人同意，也没人反对。
但他认为自己的观点没错，只要看看他在美国时的劣迹，就肯定没错。
“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纳哈姆。”丹尼尔提醒他，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你怎么知道？”
“在我们的初始调查中，从出入境签证的记录上可以证实这一点。”
十年以前，这太遥远了。
但施姆茨并不打算轻易地放过这小子，在底特律读大学之前，阿比亚迪住在阿曼，就读于一所昂贵的私人学校，胡塞尼的孩子就是上的这所学校。家境是如此的富裕，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能以一名游客的身份，持着约旦护照，轻易地往返于约旦和美国之间，在他返回以色列之前的任何旅行活动也肯定不会反映在他的档案上。
然而，美国移民局应当有这些人的记录。丹尼尔曾同意和他们取得联系，也许会获得一些很有价值的情况，但这少说也要花费数局，乃至数月的时间。
然而，在纳哈姆·施姆茨看来，整个案件和阿比亚迪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丹尼尔等人如此将其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实在不应该。
不管怎样，没有理由要对发生在万里之遥的美国本士上的凶杀案发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也许这种相似仅仅只是一种巧合，强烈的性心理变态可能使这些人在残酷的杀害年轻的女性时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丹尼尔的黑皮肤朋友曾说这些案件是如此地相似，绝不可能仅仅是巧合。但是，虽然一名美国侦探对发生在他自己国家的凶杀案的情况肯定比自己了解的多得多，但他也仅仅只是推论，是假设，没有铁证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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