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笺》 机，字士衡，吴郡人，大司马抗之子。吴亡，入洛。太傅杨骏辟为祭酒。累迁太子洗马，著作郎，出补吴王郎中令，入为尚书郎。赵王伦辅政，引为参军。太安初，成都王颖等起兵讨长沙王又，假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因战败绩，为颖所害。
《诗品上》 其原出于陈思。才高词瞻，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华）叹其大才，信矣。
《古诗选》 士衡诗束身奉古，亦步亦趋，在法必安，选言亦雅。思无越畔，语无溢幅。造情既浅，抒响不高。拟古乐府，稍见萧森；追步《十九首》，便伤乎浅。至于述志赠答，皆不及情。夫破亡之馀，辞家远宦，若以流离为感，则悲有千条；倘怀甄录之欣，亦幸逢一旦。哀乐两柄，易得淋漓。乃敷旨浅庸，性情不出。岂馀生之遭难，畏出口以招尤，故抑志就平，意满不叙，若脱纶之鬣，初放微波，圉圉未舒，有怀靳展乎？大较衷情本浅，乏于激昂者矣。
《古诗源》 士衡诗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降自梁陈，专工对仗，边幅复狭，令阅者白日欲卧，未必非士衡为之滥觞也。
谢康乐诗亦多用排，然能造意，便与潘、陆辈迥别。
士衡以名将之后，破国亡家，称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词旨敷浅，但工涂泽，复何贵乎？
苏、李《十九首》，每近于风，士衡辈以作赋之体行之，所以未能感人。
《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殊非诗人之旨。
刘熙载《艺概》 刘彦和谓“士衡矜重”，而近世论陆诗者，或以累句訾之。然有累句，无轻句，便是大家品位。
士衡乐府，金石之音，风云之气，能令读者惊心动魄。虽子建诸乐府，且不得专美于前，他何论焉。
《石遗杂说》 窃见士衡诗流传至今者，不下百馀篇。除《猛虎行》，《为顾彦先赠妇》、《招隐诗》、《塘上行》数首外，略无惊人之语，读之使人倦而思寝。谢混以为“往往见宝”，（见《诗品》论潘岳条）犹过誉也。士衡长于骈俪，故诗中偶句，十居七八，早开康乐之先。然康乐幽秀，平原平浅，以为深于黄门，所未喻矣。
《白话文学史》 这个“辞赋化”与“骈俪化”的倾向到了魏晋以下更明显了，更急进了。六朝的文学可说是一切文体都受了辞赋的笼罩，都“骈俪化”了。论议文也成了辞赋体。记叙文（除了少数史家），也用了骈俪文，抒情诗也用骈俪，记事与发议论的诗也用骈偶，甚至于描写风景，也用骈偶。故这个时代可说是一切韵文与散文的骈偶化的时代。
在韵文的方面，骈偶化的趋势也很明显。大家如陆机竟有这样恶劣的诗句：
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长歌行》）
邈矣垂天景，壮哉奋地雷！（《折杨柳》）
本来说话里也未尝不可有对偶的句子，故古民歌里也有“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馀”的话，那便是自然的对偶句子。现代民歌里也有“上床要人背，下床要人驮”，那也是自然的对偶。但说话做文做诗若专作对偶的句子，或专在对仗的工整上做功夫，那就是走了魔道了。
《古诗笺》 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总角辨慧，摛藻清艳，乡邑称为奇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高步一时，为众所疾。
《诗品上》 晋黄门郎潘岳，其源出于仲宣。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羽毛，衣服之绡 ，犹浅于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
《古诗选》 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
安仁过情，士衡不及情。安仁任天真，士衡准古法。夫诗以道情，天真既优，而以古法绳之，曰未尽善，可也。盖古人之能用法者，中亦以天真为本也。情则不及，而曰吾能用古法；无实而袭其形，何益乎？故安仁有诗而士衡无诗。钟嵘惟以声格论诗，曾未窥见诗旨。其所云“陆深而芜，潘浅而净”，互易评之，恰合不谬矣。不知所见何以颠倒至此！
《古诗源》 安仁诗品，又在士衡之下。兹特取《悼亡》二诗，格虽不高，其情自深也。……潘、陆诗如翦彩为花，绝少生韵。
《艺概》 刘公干、左太冲诗，壮而不悲；王仲宣、安仁诗悲而不壮。兼悲壮者，其为刘越石乎？
《潘大道·何谓诗》（《学艺》二卷一号） 善做诗的人，就是能把“比”、“兴”二字，运用得非常灵活。譬如潘岳《悼亡》诗，第一首“荏苒冬春谢，——迥心反初役”，这几句话完全是直陈其事。若只是这一类的话，那便毫无趣味了，必定下面有“望庐思其人，——遗挂犹在壁”等句，才是一首好诗。第二首更好，“皎皎窗中月，——溽暑随节阑”，触景生情，是“兴”的性质。下面紧接“凛凛凉风生，——室虚来悲风”等句，真好极了。你看他不说他妻子死了，他只从“秋至”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