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一种作品，题材看去并不重大，它只是摄取了当前斗争生活激流中的一朵花，但由于作者对事物的本质有比较敏锐的、深刻的认识，他能让读者从这朵花中窥见事物矛盾斗争的全貌，看到整个时代变动的“影子”。这样的作品显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曹鸿骞同志的短篇小说《命运》，就是这样一篇富有特的新作。
这个短篇有这样的魅力：一开头就吸引着你，使你的思想情绪不知不觉地随着情节的展开而低昂起伏，激动不已。它让你深思，让你关注，让你惊醒。是啊，“一个人的命运不是孤立的，它是和我们整个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我们的家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道路前进，我们个人才有光辉的前途”。作品中志强这一闪光的语言，深刻地揭示了小说的思想主题。
为了表现这样一个主题，小说着意刻画了志强和施萍这两个青年的形象。在“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下，施萍与志强虽然一个上了大学，一个没有上大学，“经历不同，但命运一样，都是万恶的‘四人帮’的受害者”。这样，小说便提出了十分尖锐而又令人深思的问题：要不要改革大学招生制度？要不要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要不要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命运》的成功之，就在于作者坚持了文学的真实原则，从实际生活出发，没有回避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黑暗面，而是对它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以唤起人们痛心地正视现实。
这种描写难道能说它不符合生活的本质真实吗？不能这样说，毫无疑问，革命文艺创作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应当把现实生活中那些现历史发展趋向、代表时代本质和主流的事物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然而，这也并不排斥对现实生活中黑暗面的描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新生的美好的事物总是和陈腐的丑恶的事物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我，现实中的黑暗面固然不是事物的主流，而是生活的支流。但在一部文艺作品中，难道只能允许写生活中新生的美好的一面，而不能写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陈腐的丑恶的事物虽然暂时还占优势，但在本质上足以说明它只不过是生活的逆流，因而也一定会被生活中新生的美好的事物所战胜的消极面吗？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后者能不能写，而在于作者写它的时候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我们知道，现实生活是纷纭复杂的。生活的本质，只有通过生活中各种复杂的个别现象才能表现出来。而生活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态，那是丰富得多、复杂得多，这当中，也会有其特殊的、个别的表现形态。这种种情况，都必然会在各种不同的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因此，如果认为只有在作品中正面表现生活的主流现象，才是符合时代斗争的本质和社会生活发展的趋势，否则，便是歪曲生活，不能符合时代斗争的本质，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仅忽略了生活本身的丰富和复杂，而且也取消了文艺作品反映时代斗争本质的多种可能。《命运》正因为揭露了“四人帮”横行时，大学招生中的不合理，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尽管是生活中的逆流，但在那时叉确是“到存在着”，所以一旦作者通过艺术的手段把这种现象集中地表现出来，便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当然，革命文艺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描写生活的黑暗面决不应当加以夸大和渲染，而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在这方面，《命运》也是理得较好的。它通过志强与施萍的命运，暴露了“四人帮”横行时社会中的丑恶现象，但是，它丝毫也没有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这里描写的仅仅是一两个人的命运和对反面现象的单纯暴露。不，它所要表现的并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通过人物的遭遇来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反映出“四人帮”被粉碎后，当我们的家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时，人民群众是怎样真正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因此，在这里，个人的命运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我们整个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命运息息相关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志强之所以考上了科技大学，正象人们所说的，“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改革了大学招生制度，他志强能有这么好的命运？”这一朴实的话语揭示了历史的结论。《命运》就是用这种鲜明的彩、昂扬的主调，真实地反映了粉碎“四人帮”前后人民群众的不同的命运，从而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的光明。
在这光明的日子里，人们议论着、恭贺着，谁不为志强“有这么好的命运”而高兴呢！但是，人们也不会不想到，如果大还活在人间、眼看到儿子上大学的活，也一定会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这位母，为了改变儿子的命运了多少心啊！为了“把沈家友那道关卡打开”，她不顾志强的反对，瞒着一家人，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送给了沈家友。但是她这样做，不仅没有改变儿子的命运，而且自己还含恨死去。这一悲剧的事件，是对“四人帮”罪行的有力控诉；同时也告诉我们：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大“象当年祥林嫂想到土地庙里去捐门槛似的，也想去找沈家友求求情”的做法，是根本不可能改变儿子的命运的。小说对大这一艺术形象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