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传在人物的专史里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历史所以演成，有二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人物由环境产生，一种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创造环境。前人总是说历史是伟大人物造成，近人总是说伟大人物是环境的胎儿。两说都有充分的理由而不能完全解释历史的成因。我们主张折衷两说，人物固然不能脱离环境的关系，而历史也未必不是人类自由意志所创造。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倘使换了一个环境，成就自然不同。无论何时、何国的历史，倘使抽出最主要的人物，不知做成一个甚么样子。所以我们作史，对于伟大人物的自由意志和当时此地的环境都不可忽略或偏重偏轻。
中国人的中国史由那些人物造成？因为抽出他来中国史立刻变换面目的人，约莫有多少？倘使我们做中国通史而用纪传体做一百篇传来包括全部历史，配做一传的人是那一百个？我们如要答复这些问题，不能不有详细的讨论：
南宋郑樵似乎曾有伟大计画，以《通志》代替十七史，但是没有成功，除了《二十略》以外，看的人便很少了。他为什么失败？只因他太不注意纪传了。我们翻《通志》的纪传看看和十七史的有何分别，那里有点别识心裁？读者怎么不会“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其实我们要做那种事业并非不可能，只要用新体裁做传，传不必多而必须可以代表一部分文化，再做些图表来辅助，新史一定有很大的价值。
我常常发一种稀奇的思想，主张先把中国全部文化约莫分为三部：
（一）思想及其他学说
（二）政治及其他事业
（三）文学及其他艺术
以这三部包括全部文化，每部找几十个代表人，每人给他做一篇传。这些代表须有永久的价值，最少可代表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三部虽分，精神仍要互相照顾。各传虽分，同类的仍要自成系统。这样，完全以人物做中心，若做的好，可以包括中国全部文化在一百篇传内。
这种方法也有缺点，就是恐怕有时找不出代表来。第一，上古的文化几乎没有人可以做代表的，因为都是许多人慢慢的开发出来。虽然古史留下不少的神话人物如黄帝、尧、舜、大禹、伊尹等，但都是口说中堆垛出来的，实在并不能代表一部分文化。所以我们要想在上古找几个人代表某种文化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二，中古以后，常有种种文化是多数人的共业，多数人中没有一个领袖。譬如《诗经》是周朝许多无名氏的作品，在文化史上极有价值，但我们找不出一个可以做代表的人来。若因孔子曾删《诗》就举他做代表，未免太卤莽。又如《淮南子》是道家思想的结晶，在秦汉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我们也找不出一个人做代表。若说是刘安编辑的书就举他做代表，也未免不明事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许多人的共业真是不易叙述。
上段讲的缺点，第一种竟不能用人物传，只好参用文物的专史，做一篇“上古的文化”，叙述各种文化的最初状况。第二种却可用纪传史中“儒林传”、“文苑传”、“党锢传”的体裁，把许多人平等的叙述在一篇合传，如《诗经》不知作者姓名，则可分成若干类，即叫他“某类的作者”，合起多类便可成一传，便可包括此种文化。
我很希望做中国史的人有这种工作，以一百人代表全部文化，以专传体改造《通志》。试试看，一定有很大的趣味，而且给读者以最清楚的知识。这种做法并也没有多大奥妙，只把各部文化都分别归到百人身上，以一人做一代的中心，同时同类的事情和前后有关的事情都摆在一传内，一传常可包括数百年，我们即使不去改造《通志》，单做一部《百杰传》也未尝不可。
说起这种体裁的好处，最少也有二种：第一，譬如哲学书或哲学史，不是专家看来，必难发生趣味。假使不做哲学史而做哲学家传，把深奥的道理杂在平常的事实中，读者一定不觉困难而且发生趣味。因为可以同时知道那时的许多事情和这种哲学怎样的来历、发生怎样的结果，自然能够感觉哲学和人事的关系，增加不少的常识。哲学如此，旁的方面无不如此。专门人物普通化，专门知识普通化，可以唤起多数读者研究学问的精神，注重历史的观念。
第二，事业都是人做出来的。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事体，用年代或地方或性质支配，都有讲不通的；若集中到一二人身上，用一条线贯串很散漫的事迹，读者一定容易理会。譬如鲜卑到中原的种种事实，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不能使我们明了，纪事本末把整个的事团分成数部，也很难提挈鲜卑人全部的趋势。假使我们拿鲜卑人到中原以后发达到最高时的人物做代表——如魏孝文帝——替他做一篇传，凡是鲜卑民族最初的状况、侵入中国的经过、渐渐同化的趋势、孝文帝同化政策的厉行以及最后的结果，都一齐收罗在内，就叫做《魏孝文帝传》，那么，读者若还不能得极明了的观念，我便不相信了。
我相信，用这种新的专传体裁做一百篇传，尽能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现在姑且把值得我们替他做传的人开个目录出来，依文化的性质分为三部。但凭一时思想所及，自然不免有遗漏或不妥的地方，待将来修补罢！
（一）思想家及其他学术家
（1）先秦时代：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为什么没有老子呢？因为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