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玄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实斋此种补充甚是，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子玄虽标出三种长处，但未加以解释。如何才配称史才、史学、史识，他不曾讲到。实斋所著《文史通义》，虽有《史德》一篇，讲到史家心术的重要，但亦说得不圆满。今天所讲，就是用刘、章二人所说的话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
子玄、实斋二人所讲，专为作史的人说法。史学家要想作一部好史，应具备上述三长或四长。同学诸君方在读书时代，只是预备学问，说不上著作之林。但我们学历史，其目的就在想将来有所贡献。此刻虽不是著作家，但不可不有当著作家的志向。并且，著作家的标准亦很难说，即如太史公用毕生精力作了一部《史记》，后人不满意的地方尚多，其余诸书更不用说了。此刻我们虽不敢自称著作家，但是著作家的训练工作则不可少。所以史家四长之说，就不得不细细用一番功夫去研究，看要如何才能够达到这种目的。
至于这几种长处的排列法，各人主张不同。子玄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
甲 史德
现在讲史德。诸君有功夫，可参看《文史通义》的《史德》篇。实斋以为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譬如《魏书》，大众认为秽史，就是因魏收心术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刘歆批评他“是非不谬于圣人”，就是心术端正的原故。简单说起来，实斋所谓史德，乃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
历代史家对于心术端正一层，大部异常重视。这一点，吾人认为有相当的必要，但尚不足以尽史德的含义。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例如画一个人，要绝对像那个人。假使把灶下婢画成美人，画虽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又如做一个地方游记，记的要确是那个地方。假使写颜子的陋巷，说他陈设美丽、景致清雅，便成了建筑师的计划，不是实地的事物了。
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蟠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养成。最常犯的毛病有下列数种，应当时时注意，极力铲除。
一个人做一部著作，无论所作的是传记、是记事本末、是方志或是国史，总有他自己的特别关系。即如替一个人作特别传记，必定对于这个人很信仰，时常想要如何才做得很好。中国人称说孔子，总想象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孔子家语》及其他纬书竟把孔子说成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了。例如说孔子与颜子在泰山顶上同看吴国城门中的一个人，颜子看得模糊，孔子看得极其清楚。诸如此类，其意思纵使本来不坏，但是绝非事实，只能作为一种神话看待。无论说好说坏，都是容易过分，正如子贡所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又如地方志，自己是那一省人，因为要发挥爱乡心，往往把那一省说得很好。不过，过分的夸大，结果常引出些无聊的赞美，实际上毫无价值。再如讲中国史，听见外国人鄙视中国，心里就老大不愿意，总想设法把中国的优点表彰出来，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好，结果只养成全国民的不忠实之夸大性。夸大心人人都有，说好说坏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难免。自问没有，最好，万一有了，应当设法去掉它。
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皆是附会。这种方法很带宣传意味，全不是事实性质，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个榜样，便附会出完廪、浚井等等事实来。想提倡夫妇情爱，便附会出杞梁哭夫的事实，一哭会把城墙哭崩了。愈到近代，附会愈多。关于政治方面，如提倡共和政体，就附会到尧、舜禅让，说他们的“询于四岳”就是天下为公，因说我们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关于社会方面，如提倡共产制度，就附会周初井田，是以八家为井，井九百亩，每家百亩，公田百亩，因说我们古代也讲土地国有，平均劳逸。这种附会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错了。即如尧、舜禅让，有没有这回事尚是问题，勉强牵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结果两败俱伤。从事实本身说，失却历史的忠实性，从宣传效力说，容易使听的人误解。曹丕篡汉时，把那鬼混的禅让礼行完之后，他对人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假使青年学子误解了尧、舜“询于四岳”，以为就是真正共和，也学曹丕一样说：“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吗？总之，我们若信仰一主义，任用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
武断的毛病，人人都知道不应该，可是人人都容易犯。因为历史事实散亡很多，无论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样。对于一件事的说明，到了材料不够时，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辞孤证，便很高兴，勉强凑合起来作为事实。因为材料困难，所以未加审择，专凭主观判断，随便了之。其结果就流为武断了。固然，要作一部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