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传这种体裁，在传记中最为良好。因为他是把历史性质相同的人物或者互有关系的人物聚在一处，加以说明，比较单独叙述一人，更能表示历史真相。欧洲方面，最有名、最古的这类著作要算布鲁达奇的《英雄传》了。全书都是两人合传，每传以一个希腊人与一个罗马人对照，彼此各得其半。这部书的组织，虽然有些地方勉强比对，不免呆板。但以比对论列之故，一面可以发挥本国人的长处，亦可以针砭本国人的短处。两两对照，无主无宾，因此叙述上、批评上亦比较公平。中国方面，《史记》中就有许多合传，翻开目录细看，可以看出不少的特别意味。《史记》以后，各史中虽亦多有合传，究竟嫌独立的传太多了。若认真归并起来，可以将篇目减少一半或三分之一。果然如此，一定更容易读，更能唤起兴味。合传这种方法，应用得再进步的，要算清代下列的几家：
邵氏的《思复堂文集》，虽以文集名书，然其中十之七八都是历史著作。论其篇幅并不算多，但每篇可以代表一种意义。其中合传自然不止一人，专传亦包括许多人物。如《王门弟子传》、《刘门弟子传》、《姚江书院传》、《明遗民所知传》等篇，体裁均极其优美。全书虽属散篇，然隐约中自有组织，而且一篇篇都作得很精炼，可以作我们的模范。
章氏的《湖北通志检存稿》，三十馀篇传都是合传，每传人数自二人以至百馀人不等，皆以其人性质的异同为分合的标准，皆以一个事迹的集团为叙述的中心。读其传者，同时可知各个人的历史及一事件的始末，有如同时读了纪传体及纪事本末体。虽其所叙只湖北一省的事情，而且只记湖北在正史中无传的人物，范围诚然很窄，但是此种体裁可以应用到一时代的历史上去，亦可应用到全国的历史上去。
魏氏的《元史新编》十几年前才刻出来，这部书是对于二十四史的《元史》不满意而作。二十四史中，《元史》最坏，想改作的人很多。已成书的，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与魏书合而为三。魏书和柯书、屠书比较，内容优劣如何，我不是元史学专家，不敢妄下断语。但其体裁，实不失为革命的。书中列传标目很少。在武臣方面，合平西域功臣为一篇，平宋功臣为第二篇，……又把武功分为几个段落。同在某段落立功者合为一传。文臣方面，合开国宰相一篇，中叶宰相一篇，末叶宰相一篇，某时代的谏官一篇，历法同治河的官又是一篇。又把文治分为几个时代或几个种类，同在某时代服官者，或同对于某样事业有贡献者，各各合为一传。全书列传不过二三十篇，皆以事的性质归类。每篇之首都有总序，与平常作传先说名号、籍贯者不同，我们但看总序，不待细读全篇，先已得个大概。例如每个大战役，内中有多少次小战，每战形势如何，谁为其中主人，开头便讲，然后分别说到各人名下。象这种作法，虽是纪传体的编制，却兼有纪事本末体的精神。所传的人的位置及价值亦都容易看出。
我们常说二十四史有改造的必要，如果真要改造，据我看来最好用合传的体裁，而且用魏源的《元史新编》那体裁。当初郑樵作《通志》的时候，原想改造十七史，这种勇气很好，即以内容而论，志的部分亦都作得不错，可惜传的部分实在作得不高明，不过把正史列传各抄一过而已。读《通志》的人大都不看传，因为《通志》的传根本就和各史原文没有甚么异同。改造二十四史，别的方法固然很多，在列传方面只须用魏书体裁，就可耳目一新，看的时候清楚许多，激发许多。让一步讲，我们纵不说改造二十四史的话，即是做人物的专史，终不能不作传。做单传固然可以，不过可合则合，效果更大。
合传的性质，各人的分类不同。依我看来，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超群绝伦的伟大人物，两下有比较者，可作合传。第二类，代表社会一部分现象的普通人物，许多人性质相近者，可作合传。以下根据这两类分别细讲。
（一）人物或二人或二人以上可以作篇合传，又可分为四小类：
（1）同时的人，事业性质相同或相反，可合者合之。例如王安石与司马光时代相同，事业相同，两人代表两派，凡读《王安石传》时不能不参考《司马光传》。与其分为两篇，对于时代的背景要重复的讲了又讲，对于政治的主张有时又不免有所轩轾，何如合为一篇，可以省事，而且搜求事迹亦较公平。再如朱熹与陆九渊，时代相同，性质不同，代表的方面亦相反，作了朱传再作陆传，一定要犯上面所说的重复和偏见两种毛病，合在一起，就不至于恭维这个，瞧不起那个了。又如曾国藩与胡林翼，时代相同，事实亦始终合作，单作曾传非讲胡不可，单做胡传非讲曾不可，两人地位相等，不能以曾附胡，亦不能以胡附曾，应该合为一传，平均叙述。更如李白与杜甫，虽未合作，亦非相反，然同时代，可以代表唐时文学的主要部分，讲李时连带说杜，讲杜时连带说李，两下陪衬起来，格外的圆满周到。假使把他们分开，就不免有拖沓割裂的痕迹了。
（2）不同时代的人，事业相同，性质相同，应该合传。例如汉武帝与唐太宗，时代不同，而所作的多是对外事业。汉族威德的发扬光大，两人都有功劳，合为一传，可以得比较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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