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不能得我们的赞成。诚然，人们生于乱世，免不了有些身世之感，张氏的看法，也有相当的价值。但是我们细看李义山的诗，实在有许多是纯文学的作品，并非有所感触、有所寄托。张氏的笺注时事，不免有许多穿凿附会的地方。
我们应该观察谱主是怎样的人？和时事有何等的关系？才可以定年谱里时事的成分和种类。不但须注意多少详略的调剂，而且须注意大小轻重的叙述。总期恰乎其当，使读者不嫌繁赘而又无遗憾，那就好了。
（二）关于记载当时的人
个人是全社会的一员，个人的行动不能离社会而独立。我们要看一个人的价值，不能不注意和他有关系的人。年谱由家谱变成，一般人做年谱也很注意谱主的家族。家族以外，师友、生徒、亲故都不为做年谱的人所注意。这实在是一般年谱的缺点，比较最好的是冯辰的《李恕谷年谱》。因为他根据的是李恕谷的《日谱》，所以对于李恕谷所交往的人都有记载。我们看了，一面可以知道李恕谷成就学问的原因，一面可以知道颜李学派发展的状况，实在令人满意。《曾文正公年谱》可不行。因为曾国藩的关系人太多，作者的眼光只知集中到直接有关系的人，自然不足以见曾国藩的伟大。
翻回来，再看《王阳明年谱》。我们因为王阳明的学问和他的朋友门生有分不开的关系，所以很想知道那些朋友门生某年生，某年才见王阳明，往后成就如何。钱德洪等做年谱，只把所闻所知的记了一点，却忽略了大多数，实在令我们失望。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也是一样。朱熹到底有多少门生？他所造就的人才后来如何？我们全不能在上面知道。像朱、王这类以造就人才为事业的人，我们替他们做年谱，对于他们的门生、属吏、友朋、亲故应该特别注意，记载那些人的事迹愈详愈好。
寻常的年谱，记载别人的事迹，总是以其与谱主有直接的关系为主（如诗文的赠答、会面的酬酢）。若无直接的关系，人事虽大也不入格。其实不对。例如《朱子年谱》记了吕伯恭、张南轩、陆梭山的死，只因朱子做了祭文祭他们。陆象山死在何年，上面便查不出，只因朱子不曾做祭文祭他。作者的观念以为和谱主没有直接的关系，便不应该记。其实年谱的体裁并不应该这样拘束。张、吕、二陆都是当时讲学的大师，说起和朱子的关系，最密切的还是陆象山。但我们竟不能在《朱子年谱》看到陆象山的死年，这是何等的遗憾。
从年谱的历史看，明朝以前，记时人较略，清中叶以后渐渐较详了。张穆的《顾亭林年谱》便是一个例证。王文诰的《苏东坡年谱》又更好一点，凡苏诗苏文所提到的人都有，而且略有考证。近时胡适的《章实斋年谱》，记事固然有些错误，记人却还好。他除了零碎的记了谱主师友的事迹以外，单提出戴震、袁枚、汪中三个可以代表当时思想家的人来和谱主比较。就在各人卒年，摘述谱主批评各人的话而再加以批评。批评虽不是年谱的正轨，但可旁衬出谱主在当时的地位，总算年谱的新法门。
老实说，从前做年谱太过拘束了，谱主文集没有提起的人、虽曾和谱主交往而不知年分的人，都不曾占得年谱的篇幅。我将现在尽可用三种体裁来调剂：和谱主关系最密切的，可以替他做一篇小传；和谱主有关系而事迹不多的，可各随他的性质汇集分类，做一种人名别录；姓名可考，事迹无闻而曾和谱主交际的，可以分别做人名索引。凡是替大学者、大政治家做年谱，非有这三种体裁附在后面不可。
好象《史记》做了《孔子世家》之后又做《仲尼弟子列传》，列传后面有许多人都只有姓名而无事迹，但司马迁不因他们无事迹而灭其姓名。朱熹、王守仁的弟子可考的尚不少，我们从各文集和史书、学案里常常有所发现，若抄辑下来，用上面三种体裁做好，附在他们年谱后面，也可以弥补缺憾不少。
我自己做《朱舜水年谱》，把和朱舜水交往的人都记得很详细。那些人名，日本人听得烂熟，中国却很面生。因为朱舜水是开创日本近二百年文化的人，当时就已造就人才不少。我们要了解他的影响的大，须看他的朋友、弟子跟着他活动的情形。虽然那些人的史料很缺乏，但我仍很想努力搜求，预备替他们做些小传。象朱舜水一类的人，专以造就人才为目的，虽然所造就的是外国人，但和我们仍有密切的关系，在他年谱记当时人，当然愈详愈好。
（三）关于记载文章
记载谱主文章的标准，要看年谱体裁是独立的还是附见的。附见文集的年谱，不应载文章。独立成书的年谱，非载重要的文章不可。重要不重要之间，又很成问题。
《王阳明年谱》关于这点，比较的令人满意。因为他虽在文集中而已预备独立。有关功业的奏疏、发挥学术的信札，很扼要的采入各年。独立的年谱很可拿此谱做记载文章的标准。
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不录正式的著作而录了许多奏疏、序跋、书札，政治非朱子所长，政治的文章却太多；学术是朱子所重，学术的文章却太少。在王懋竑的意思，以为把学术的文章放在年谱后的《论学切要语》中便已够了，不必多录。《论学切要语》的编法固然不错，但没有注清楚做文的年分，使得读者不知孰先孰后，看不出思想迁流的状态，不如把论学的文章放入年谱还更好。《性理大全》、《朱子全集》都依文章的性质分类，没有先后的次序。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说朱子晚年的见解和陆子一致，已开出以年分的先后看思想的迁流一条大路来。虽然王阳明所认为朱子晚年的作品也有些不是晚年的，但大致尚不差。王懋竑攻击王阳明的不是，却不曾拿出健全的反证来。《朱子年谱》载的文章虽不少，但还不能详尽，总算一件缺憾。
记载文章的体例，《顾亭林年谱》最好。整篇的文章并没有采录多少，却在每年叙事既完之后，附载那年所做诗文的篇目。文集没有别处已见的遗篇逸文，知道是那一年的，也记录出来。文体既很简洁，又使读者得依目录而知文章的先后，看文集时有莫大的方便。这种方法很可仿用。篇目太多，不能分列，各年之下可另作一表，附在年谱后。
文学家的方面不止一种，作品也不一律，替文学家做年谱的人不应偏取一方面的作品。象《苏东坡年谱》只载诗文的篇目，没有一语提到词，便是不对。作者以为词是小道，不应入年谱。其实苏东坡的作品，词占第一位，诗文还比不上。即使说词不如诗文，也应该平等的记载篇目或摘录佳篇。现行的《苏东坡年谱》不记及词，实在是一大缺点。
曾国藩是事业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没有事业单有文章，也可以入文苑传。我们很希望他的年谱记载他的文章诗句，或诗文的篇目。现行的《曾文正公年谱》，我嫌他载官样的文章太多，载信札和别的文章太少。好文章尽多著，如《李恕谷墓志铭》、《昭忠词记》等，应该多录，却未注意。
纯文学家的年谱只能录作品的目录，不能详录作品，最多也只能摘最好的作品记载一二。若录多了，就变成集子，不是年谱的体裁了。《玉溪生年谱笺注》录了许多诗篇，作者以为那些诗都和谱主的生活有关，不能不录全文。结果名为年谱，实际成了编年体的诗注。就算做得很好，也只是年谱的别裁，不是年谱的正格。有志做年谱的人们，还是审慎点好。
（四）关于考证
当然有许多年谱不必要考证，或是子孙替父祖做，或是门生替师长做，亲见亲闻的事原无多大的疑误。如王阳明、颜习斋、李恕谷等年谱都属此类。不过常常有作者和谱主相差的时代太久，不能不费考证的工夫的。又有因前人做的年谱错了而改做的，也不能不有考证的明文。
考证的工夫本来是任何年谱所不免的，但有的可以不必写出考证的明文，只写出考证的结果便已足。若为使人明白所以然起见，却很有写出考证的明文的必要。所以明文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很值得我们考虑。
据王懋竑《朱子年谱》的办法，在年谱之外另做一部《考异》，说明白某事为什么摆在某年、两种传说那种是真，年谱的正文并不隔杂一句题外的话，看起来倒很方便。还有一种很普通的办法，把考证的话附在正文中，或用夹注，或低二格。另有一种办法，把前人做的年谱原文照抄，遇有错误处则加按语说明，好象札记体一样。张穆对于《元遗山年谱》便是用的第三种。
前面三种办法各有好处。第一种，因为考证之文太多，令人看去觉得厌倦，所以另成一书，既可备参考，又可省读年谱者的精神。第二种，可使读者当时即知某事的异说和去取的由来，免得另看《考异》的麻烦。两种都可用。大概考证多的，可另作《考异》，不十分多的，可用夹注或低格的附文。但其中也有点例外。有些年谱，根本就靠考证才成立，无论是创作或改作，他的考证虽很繁杂，也不能不分列在年谱各年之下。如作《孟子年谱》，年代便很难确定。如果要定某事在某年，便不能离本文而另作考异，必同时写出考证的明文说明为什么如此叙述，才不惹人疑惑，而后本文才可成立。假如孟子先到齐或先到梁的问题没有解决，许多事情便不能安插，全部组织便无从成立。经过了考证，把问题解决了，若不把考证随写在下，便不能得读者的信仰。又如我做陶渊明的年谱，把他的年纪缩短生年移后，和历来的说法都不同。假使不是考证清楚了，何必要改作？考证清楚了，若不开头说个明白，读者谁不丢开不看？象这类自然不能另作考异，亦不能作夹注，只好低二格附在各年本文之后。至于第三种也有他的好处，因为前人做的不十分错，原无改作的必要，为省麻烦起见，随时发现错误，随时考证一番加上按语，那便够了。
大概考证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国藩之类做年谱，用不着多少考证，乃至替清初人如顾炎武之类做年谱，亦不要多有考证，但随事说明几句便是。或详或略之间，随作者针对事实之大小而决定，本来不拘一格的。
（五）关于批评
本来做历史的正则，无论那一门都应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一定要下批评，已是第二流的脚色。譬如做传，但描写这个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断语，而能令读者自然了解这个人地位或价值，那才算是史才。
做传如此，做年谱也如此。真是著述名家，都应守此正则。有时为读者的方便起见，或对于谱主有特别的看法，批评几句也不要紧。但一般人每乱用批评，在年谱家比较的还少。现在拿两部有批评的年谱来讲，一是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一是胡适之的《章实斋年谱》。
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年谱家常常如此，但亦不能严守此例。蔡上翔引人的话很多，用自己的话尤其多。胡适之有好几处对旧说下批评。固然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但我总觉得不对，而且不是做年谱的正轨。蔡上翔为的是打官司，替王安石辩护，要驳正旧说的诬蔑，也许可邀我们的原谅。但批评的字句应该和本文分开，不该插入纪事的中间。蔡、胡都没有顾及这点，以文章的结构论，很不纯粹。如果他们把自己的见解做成叙文，或做附录，专门批评谱主的一切，那么，纵使篇幅多到和年谱相等也不相妨了。
蔡上翔替王安石辩护的意思固然很好，但是他的作品却不大高明。他把别人骂王安石的文章录上了，随即便大发议论，说别人的不对，这实在不是方法。我以为最好是详尽的叙述新法的内容，某年行某法、某年发生什么影响、某年惹起某人的攻击，便够了。自己对于攻击者的反驳，尽可作为附录，不可插入本文。凡是替大学者、大政治家做年谱，认为有做批评的必要时，都应该遵守这个原则。
（六）关于附录
上面讲的考证和批评，我都主张放在附录里面。其实附录不止这两种，凡是不能放进年谱正文的资料，都可占附录的一部分。
要知道谱主的全体，单从生年叙到死年还不够。他生前的家况、先世的系统、父母兄弟的行事，……与其旁文斜出，分在各年下，不如在正谱之前作一个世谱。《王阳明年谱》的《世德纪》便是世谱的一种格式。因为王阳明的父祖都是有名的学者，做官也做到很大，年寿又高，并不是死在王阳明的生前。假使把他们的行事插入年谱，一定觉得累赘。所以作者抄录别人替他们做的传和墓志铭在一处，作为年谱的附录。虽然《世德纪》里面载了不少非世德的文章，有点名不副实，但这种不把附录当正文的方法，总是可取。譬如陆象山几兄弟都是大学者，互相师友。假使我们做陆象山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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