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其关于他的兄弟行事，与其插入正文，不如另做小传放在前面。这种世谱和小传之类我们也可叫做“谱前”。
谱主死后，一般的年谱多半就没有记载了，其实不对。固然有些人死后绝无影响，但无影响的人我们何必给他做年谱呢？即使说没有影响吧，也总有门生子侄之类后来做了什么事，那也总不能摆在年谱正文中。若谱主是政治家，他的政治影响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停止。若谱主是大学者，他的学风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衰歇。还有一种人，生前偏和时势没有关系，死后若干年却发生何等的影响。所以如果年谱自谱主死后便无什么记载，一定看不出谱主的全体，因而贬损年谱本身的价值。钱德洪等似乎很明白这点，他们的《王阳明年谱》在谱主死后还有二卷之多。阳明学派的盛行全是阳明弟子的努力，阳明的得谥和从祀孔庙也靠许多友生的恳求。假使年谱不载阳明死后事，如何见得阳明的伟大？《阳明年谱》能称佳作，这也是一个原因。但他不应仍称死后事为年谱，应该称做“谱后”，做为附录的一种才对。
我们根据这点去看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便很不满意，因为他叙到朱子死年便停止了。我们要想知道朱子学派的发达、学术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同一理由，假使我们做《释伽牟尼年谱》，尤其要很用心的做谱后。凡是佛教各派的分化、传播、变迁、反响，都不妨择要叙入。不必年年有，不必怕篇幅多，甚至纪载到最近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在上面的原则中也似乎有例外。譬如《曾文正年谱》没有谱后便没有什么要紧，因为他的事业生前都做完了。政治上的设施也没有极大的影响。纵使有谱后，也不妨简略些。若做《胡文忠年谱》便不然。因为他和曾文正联结许多同志想灭亡太平天国，没有成功就死了，后来那些同志卒能成他之志。同志的成功，也就是他的成功。所以他年谱谱后至少要记到克复江宁。
我做《朱舜水年谱》，在他死后还记了若干条，那是万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遗臣，一心想驱逐满清，后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数说过，满人不出关，他的灵柩不愿回中国。他自己制好耐久不朽的灵柩，预备将来可以搬回中国。果然那灵柩的生命比满清还长，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们要去搬回来，也算偿了他的志愿哩。我看清了这点，所以在年谱后记了太平天国的起灭和辛亥革命、宣统帝逊位。因为到了清朝覆灭，朱舜水的志愿才算偿了。假如这年谱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年谱没有谱后，是不能成佳作的。
此外有一种附录可以称做“杂事”的，是刘伯绳著《刘蕺山年谱》所创造的，后来焦廷琥的《焦理堂年谱》也仿做。刘伯绳因为谱主有许多事迹不能以年分，或不知在那一年，如普通有规则的行事、琐屑而足显真性的言论等，都汇辑做附录，邵廷采批评他。拿本文纪大德敦化的事，附录纪小德川流的事，真是毫无遗憾。后前的年谱遇着无年可归的事，不是丢开不录，便是勉强纳在某年。结果，不是隐没谱主的真相，便是不合年谱的体裁。刘伯绳却能打破这种毛病，注意前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创造新法来容纳谱主的杂事，使得读者既明白谱主的大体，又了解谱主的小节。这种体裁，无论何人的年谱都可适用。
其次，谱主的文章和嘉言懿行也可作附录。文章言论很简单的，可以分列各年；很繁多的，可以抄辑做附录。大学者的文章言论，常常不是年谱所能尽载的，为求年谱的简明起见，非别作附录不可。所以王懋竑在《朱子年谱》之后附了《朱子论学切要语》，这种方法可以通用。
张穆做《顾亭林年谱》虽然很好，我们却看不出顾亭林和旁人不同之处何在，只因他要读者先看了本集再看年谱，所以没有附录谱主的重要文章和言论。其实读者那能都看本集，或许时间不够或许财力不足，若能单看年谱便了解谱主生平，岂不更好？所以为便利读者起见，作年谱必附录谱主的主要文章和言论，尤其是学者的年谱。
批评方面的话，或入本文，或附谱末，均无不可。但为年谱的简明起见，自然以作附录为好。伟大的人物每惹起后人的批评，或褒或贬，愈伟大的愈多。如王安石、王守仁死了千数百年，至今还有人批评他们的好歹。倘使批评者确有特殊的见解，或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思，我们非附录他的话不可。因为若不附录批评，不但不能看出后人对谱主的感想，而且不足以见谱主的伟大。但有一点不可不注意，千万不要偏重一方面的批评，单录褒或单录贬。
以上讲的种种附录，当然不能说详尽。作者若明白年谱可多作附录的原则，尽可创造新的体裁。附录愈多，年谱愈干净。
从前作年谱太呆，单靠本文想包括一切。前清中叶以后，著述的技术渐渐进步，关于上文讲的六种，纪载的时事、时人、文章和考证、批评、附录都有新的发明。我们参合前人的发明，再加研究，还可以创造种种的新体例、新方法。
丙 年谱的格式
年谱的格式也得附带的讲一讲。司马迁做年表，本来参照《周谱》的旁行斜上。《周谱》今不可见，《史记》年表是有纵横的格子的。年谱由年表变来，因为有时一年的事太多，一个格子不够用，所以才索性不要格子。替古人做年谱，因为事少的原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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